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倪学伟 王玫黎

一、导言
国际惯例是指各国在长期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默示行为规则。在国际法性质的领域、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海商法、海关法等中，都有大量的国际惯例存在。在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方面，国际惯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特别是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法律规范。
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1、多数国家承认和接受，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2、各国在重复类似行为的实践时，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自觉予以遵守；
3、具有不成文性，或仅仅是国际民间组织整理成文、未经过政府签订条约予以认可；
4、历史上，国际惯例从产生、形成到大多数国家予以认可，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惯例产生、形成的时间大为缩短。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国际惯例进行不同的分类。在我国的涉外经济领域中，最具有意义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拘束力的大小，将国际惯例分为强制性国际惯例和任意性国际惯例两类。强制性的国际惯例是任何国家和当事人都必须遵守的惯例。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是指只有当事人在其法律关系中选择适用时才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惯例。在涉外经济领域中，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最为普遍，也最具有研讨价值。本文就是从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入手来研究我国涉外经济领域中国际惯例的适用及对策的。

二、国际惯例在我目涉外经济中的运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在涉外经济往来中，另一方主体一般都是外国企业、公司或个人，即主体具有涉外性，随之形成了涉外经济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对外交往关系中所建立的涉外法律关系，在运用法律的选择上，国内法往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制度、立法技巧等等的差异而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佳的方案就是采用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以统一双方的行为。在各国实践中，国际惯例也的确贯穿于整个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对外开放十多年来，在涉外经济领域中逐步地参照和采用了国际惯例，使涉外经济活动在日益法制化的同时，也日益与国际习惯做法“合轨”，从而使涉外经济活动逐渐国际化。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具体适用有：
（一）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整理形成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华沙牛津规则》，尤其对CIF、FOB、C&F三种价格条件采用较多。价格条件的采用为我国对外贸易谈判价格、运费、保险费的负担和运输风险的分担设定了基本框架，简化了谈判内容，加速了对外贸易进程。这在我国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迅速提高外贸人员业务素质的条件下，广泛地、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是很有帮助的。
（二）在对外运输，特别是在远洋运输中，尽管我国至今未参加1924年的《海牙规则》以及1968年的《维斯比修正案》和1978年的《汉堡规则》，但在长期具体实践中，我国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实行了承运人驾驶船舶过失免责和管理船舶过失免责的制度，但对管货过失、火灾等不得免责，确保了远洋运输中船、货方的利益，发展壮大了远洋船队，也保证了对外贸易运输的安全和高效。
（三）在对外贸易结算与支付方面，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该惯例经过多次修订，现行的是1983年的修订本，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时都采用此惯例。我国银行采用此惯例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与世界各国银行做法吻合一致，为国内的对外贸易单位提供了最迅捷、方便的结算与支付服务。
（四）在税收方面，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企业以最大的优惠。比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除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以外，其他经营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对外资的优惠，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从轻的习惯做法。
（五）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优化海关环境，实行普通关税税率和最低关税税率，建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福田，沙头角保税区等，为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三来一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提供简捷的通关规程和优惠的关税政策。
（六）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我国大规模运用国际惯例发展涉外经济的试验地和集中地。在深圳、珠诲、汕头、厦门、 海南经济特区内，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在宽松的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海关等环境下，三资企业，外贸公司等可以大范围地采用国际惯例，与国际通行做法合二为一，成为学习，消化和运用国际惯例的“窗口”。事实证明在我国涉外经济实践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发展和普及是开始于经济特区，进而在经济开发区、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内地得到应用，并日益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以各国发展对外经济的实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设立“自由关税区”、“自由贸易区”，“自由加工区”等，也是一种习惯作法。我国的经济特区就类似于这种习惯做法。因此，从宏观上讲，我国设立经济特区本身就是对国际惯例的具体运用。

三、我国涉外经济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我国运用国际惯例于涉外经济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国际最通行做法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有碍于涉外经济国际化。我们经过初步研究，认为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时，应着重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从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成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宏观上调控社会经济，在基本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功能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外经济以国内经济的强大为依托，又反过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完全凭借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生产发展和经营成效取决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国际惯例、习惯做法是国际大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经济全面市场化以后，自然地就为涉外经济领域乃至国内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创造了相适宜的环境，避免了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外在化手段推行国际惯例。市场化的经济本身就与国际惯例存在一种“亲合力”，市场化经济本身就要求适用国际惯例。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市场化是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最根本的一个对策。
(二)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为我国尽早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创造条件。《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战后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基本法规，其内容包括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等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实行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对进口货物在国内税收和国内商业规章方面实行国民待遇等等。目的是推行和保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由于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与国际社会少有经贸往来，即使有少量经贸往来，也是在僵化的旧体制下进行，与国际通行做法格格不入。关贸总协定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中极其重要，我国恢复其缔约国地位，对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充分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就要求以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为标准，对旧的经济体制，外贸模式，税收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比如，我国海关从1992年1月1日起，在征税、统计方面采用了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该税则就是以目前国际通行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制定的。目前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协调制度》编制进出口税则和进行进出口统计，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同时，关贸总协定关税减让谈判也是以《协调制度》统计的数据作为谈判的基础。因此，我国海关的这一改革将为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扫除一个障碍。
(三)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切实可行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确保其贯彻执行。没有法制，就没有保障。立法工作是执法、司法和保护合法者的基础工作。在涉外经济领域，制定法律、法规与适用国际惯例并不是矛盾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并互相推进。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交往时，如果它的法律规定与国际通常做法严重冲突，那是不可能进行正常和广泛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涉外法律，将国际通行做法用国家法律的 形式确认并固定下来使之成文化，并保证其实施就成了进行正常国际往来的必然要求。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贸企业法》 等等一系列的涉外法律，这些都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参照国际惯例而制定的，是国际惯例的成文化、法律化、具体化，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就是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但是，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对外开放和改革的阶段性，我国已经制定的一些涉外法律在将国际惯例法律化时是有所保留和选择的，这是我国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对外开放的深化，在制定涉外法律时应该更全面更完整地纳入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做法，这当然是以坚持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为前提的。
(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整顿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按国际习惯做法管理涉外经济。投资环境包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在软环境中，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政治稳定，市场经济发育完全，法律规定合理健全等，可以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内容。在硬环境中，我国特区和开发区基本具备“七通一平”的要求，但沿江、沿边地区和内地的硬环境远远不够理想。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官僚主义倾向严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按国际惯例，我国可以采用“一站式服务”和“自动核可制”以提高工作效率。
(五)加强外贸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提高涉外经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外贸人才储备匮乏，专业院校培养学生人数有限，不能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这就要求外贸单位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培养，使其熟知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掌握国际通行习惯做法，精通涉外业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涉外经济领域建立一种与正规教育相并行的规范化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训练新型专业人才，追踪最新国际经贸习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业务知识，与国际最新经贸实践保持同步，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掌握对外经济往来的主动权。

四、结束话
国际惯例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当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上升为国际条约时，又会产生新的国际惯例，并以此循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国际惯例作为国际条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适用将会越来越普遍。深入研究国际惯例的有关理论，并取其有益部分为我所用，必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特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更快，更早地融入世界经济展的潮流，实现强国富民的宏愿。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王玫黎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

略论经济立法权

　李建华（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二、经济立法权的界定及真价值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与经济法立法的涵义相对应，经济法立法权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的权力总称，其行使的结果使经济法形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的含义，表明：（一）经济法立法权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它是享有经济法立法权的特定立法主体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据以依照或者遵循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经济法管理主体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行政权，也不是国家审判机关进行经济审判活动的司法权。（二）经济法立法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制定各种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的权力，而不仅仅指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权。（三）经济法立法权包括经济法的制定权、认可权、修改权、补充权和废止权等。经济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活动，表现为一个创制法、变动法和废除法的动态过程，包括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经济法的一系列活动，相应地，经济法立法权也包含了进行上述一切活动的权力。

另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不同子一般立法权的特征：

1．目的的特定性。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而使用的最重要法律手段之一，它只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即“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了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由此决定了经济法立法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管理，以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2，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并兼顾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需要确立政府的管理者地位或者职务，因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者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民赋予政府各种经济职权《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审核、批准、命令、指挥、协调、执行、许可、确认、免除、撤销、检查监督、褒奖、处罚等，树立政府权威，并对政府的管理、干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又要确立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法立法权正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它当然应以此为中心内容而指导立法活动的启动和展开。

3．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尽管就总体来说，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但综观数量繁多的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它们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每一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基于其不同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在经济法立法权指导下通过落实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以及规定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体现其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各自的侧重点。从此方面看，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又表现出其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4．享有主体的多元性。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易变动性，客观上需要制定不同形式的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分别调整和适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经济管理关系，而不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中央级的立法主体，又有地方级的立法主体；既有专门的权力机关，又有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等等。它们在国家立法体制中处于不同地位，各自享有的立法权也各不相同。

5．效力的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经济法立法主体多元化，数量繁多化，形式多样化，加之多元化的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地位和级别不同，使得各个立法主体各自享有的立法权效力也呈现出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一般说来，经济法立法主体地位的高低与该主体享有的立法权效力的大小以及该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效力的高低成正比，并且地位高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地位低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而在同级经济法立法主体之间，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其中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效力的经济法立法权，居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经济法立法权在经济法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理应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乃是由其以下价值性决定的：

首先，经济法立法权是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前提。

经济法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是立法机关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权，“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经济法立法活动就无法进行和展开。所以，经济法立法是立法机关在立法权指导下，依据立法权所从事的活动或者结果。经济法立法权对经济法立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拥有经济法立法权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

其次，经济法立法权决定着经济法立法的效力性和协调性问题。

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法立法内容，立法权的效力高低和范围大小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效力性的高低和适用范围的大小。如果经济法立法权发生冲突、交叉，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冲突、交叉。只有明确了经济法立法权，清晰地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享有的立法权限，避免因立法权的随意性而导致立法权的泛滥或重复，才能使经济法立法活动有所遵循，有条不紊，从而实现经济法立法内容之间的协调一致，克服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立法调整的“真空”或空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再次，经济法立法权是建立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基础，并影响着能否建立科学的经济法。

（二）现行立法上对经济法立法权限的划分模糊、混乱。

我国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二、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以上规定中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经济法立法权，但是，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却界限不清。尽管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且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享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两者虽然都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在形式上、字面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其他法律”，但在实质上，“由于有了‘其他的’三个字，基本法律所规范的领域就模糊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差别无法辨别，对于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也就难以区别。这也导致在立法“实践中由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界限不清，往往难以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越权制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入同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经济法立法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三）现行立法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经济法授权立法的具体内容缺乏规定，如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的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和监督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存在个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做出的特别授权立法外，14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却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把本应由高层次立法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随意授权给低层次的立法机关行使，或者把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导致经济法授权立法权的一定程度上的膨胀和混乱，而且因被授权立法主体可能就是执法主体，从而使授权立法权与执法权统归于同一主体，被赋予授权立法权的执法主体，往往从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出发，在进行授权立法中，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设定权利、权力，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少地为自己设定、甚至不设定义务与责任，执法主体凭借缺乏限制的授权立法权而获得了几乎无限制的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