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作出某种判定的要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且能够界定。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既出现了较为复杂多样的诉讼请求如递补型诉讼请求，也出现了诉讼请求列置不当需法官释明等情况。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定的空白和争议。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对这些疑难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一、如何理解递补型诉讼请求

一般情形下，诉讼请求的列置只要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符合汉语语法及修辞、符合法律逻辑、指向具体且明确，即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但是，在丰富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因同一基础事实主张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并不能只通过一个诉讼就解决其诉争问题，而需要多次相互关联的诉讼，才能获得其起诉时希望得到的裁判结果。延伸到立案及审判实践中，则会出现在一个诉中提出多个诉讼请求的现象，或当事人就其主张的相同事实与理由，提出顺位的或互相排斥的请求，当前一请求被支持或驳回时，请求法院就后一请求进行审理。由此，审判实务及民事诉讼法理论界出现了对递补型诉讼请求的探讨。递补型诉讼请求又分为递进型的诉讼请求和替补型的诉讼请求两种情况。


（一）关于递进型诉讼请求

递进型的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基于一个生活事实，提出要求对方给付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讼风险，或原告在被告答辩后发现被告就给付请求的原因关系也予以否认的，原告可以在要求给付的同时，提出确认之诉，请求法院在支持其确认之诉后，继续审理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呈现递进的关系，互不排斥，前一诉请得到支持，后一诉请方得以继续审理。

对于这样的诉讼请求，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主流观点认为，确认之诉无须单独提起，只要在诉讼中形成争议即可成为裁判对象，或者，诉讼请求可以列置为递进式的“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特别是，因为确认合同的效力是解决合同纠纷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即便当事人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应先对合同效力依法审理并确认。并且，当事人也可以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同时，提出其他请求事项。


（二）关于替补型诉讼请求

替补型诉讼请求，是指两个诉讼请求呈现出“或”的关系，互相排斥且有主次之分，只有在第一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法院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又称预备合并之诉，第一诉讼请求称之为主位请求，第二诉讼请求称之为预备请求。

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当事人能否提起该类诉讼请求作出明确规定。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遇到该种提起诉讼请求的方式时，通常会要求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不允许出现“或”字样，主要目的是为防止诉讼外的将来事实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将造成诉讼处于长久不定的状态。但是，随着对民事诉讼法理论及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的探讨，有观点认为，预备合并之诉中的预备请求是以诉讼内的主位请求支持与否为条件的，其是可以掌控的，不会使预备请求的法律效果长久处于未定状态。因此，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允许带有“或”字样的诉讼请求出现在起诉状当中，但对具体如何把握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问题仍处于空白状态。

笔者认为，替补型诉讼请求虽然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请求，但系基于同一基础事实而产生，且均系当事人为实现其基于同一基础事实的实体权利诉求而提出的诉讼请求。如果不允许当事人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当事人的第一诉讼请求败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需要重新提起诉讼。而每个案件单独计算的审理期限和诉讼费用，无疑将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难度。更进一步的是，当事人即便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最终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其来讲实际意义已经减损；并且，法院基于同一基础事实发生多次诉讼，并分别作出多次判决，当事人需要理顺法院多次裁判的关系，才能得出最终的判决结果，给当事人理解法院裁判增加了难度，进而影响法院的审判效率，影响法院的裁判权威。因此，笔者认为，适度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是立法和司法发展的方向之一。

但是，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绝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其还需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提出替补型诉讼请求吗？应在何种阶段提出？二是当事人提出该类诉讼请求应该如何收取诉讼费用？三是法院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后，应如何作出裁判？四是一审法院裁判后，当事人应如何提出上诉？

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初步认为，基于替补型诉讼请求产生于同一基础事实且请求有主次先后之分的特征，当事人仅有在因一个基础事实产生争议并有可供选择的实体请求权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该类诉讼请求，且为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司法权威、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应该在起诉之初即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对于该类诉讼请求，法院可考虑根据诉讼标的或诉请内容，酌情收取诉讼费用，不宜简单仅收取第一诉讼请求应缴纳的诉讼费用，也不宜简单将第一诉讼请求和第二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诉讼费用相加得出该案应收诉讼费用；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首先审理第一诉讼请求，只有在不予支持第一诉讼请求时，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在裁判中明确支持或不予支持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之所以将第一诉讼请求置首，是因为其综合法律及经济因素考虑后选择的更希望法院支持的请求，因此，一审裁判后，只要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原告均可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此外，递补型诉讼请求整体制度的构建还需与起诉制度、诉讼及答辩程序、中间裁判制度、法官释明权等多项现有或可能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相配合，同时也与当事人诉讼能力、法律服务普及度等诸多因素相关。将递补型诉讼请求纳入民事起诉时的具体的诉讼请求调整范畴，尚需更为充分的论证和扎实的制度基础。


二、如何把握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是整个审理和裁判的核心，具体的诉讼请求看似容易把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不能要求当事人法律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作为以请求权为基础表现出来的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需要法官行使释明权对列置不当的诉讼请求进行调整或变更。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时间既可以在立案前，如立案审查时发现当事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行使释明权请当事人调整或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在立案后实体审理中，如法官在实体审判中发现当事人诉讼请求存在问题时，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对于实体审理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体现了：第一，诉讼请求的列置取决于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如在审理中发现当事人起诉的合同性质并非其所主张的合同性质，进而会对合同约定的效力及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产生影响，则法官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同样会决定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内容，如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主张对方违约应给付违约金，但经法院审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效力，则法官亦应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如果坚持不予变更，将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存在被泛化理解的现象，即法官并非以上述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为由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根据实际审理及裁判执行的难度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因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公寓房屋的具体房号、楼层、朝向等具体信息，仅约定买方购买该公寓居住面积的40%，买方起诉要求分割房产存在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的问题。经审理，法官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在此情形下，原告将考虑：实体上，按照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应该也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程序上，该情形下变更诉讼请求应否受变更需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的规定；原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何者更能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能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变更诉讼请求后可能增加且需原告补交的诉讼费用是否有能力承担。在该种情形下，原告具有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选择权，原告不予变更的，也不必然承担败诉的风险，但可能面临其他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变更诉讼请求，但对于变更诉讼请求提起的时间、如何变更、原告会否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等问题尚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也缺乏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支持。如果要将法官在疑难案件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落到实处，尚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总结。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渔业条例
　　　　　　　　（2005年11月25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养殖、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资源，积极发展养殖，合理安排捕捞，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增加投入，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鼓励依法开发利用荒滩、荒地从事水产养殖；鼓励引进国内外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从事渔业生产。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渔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
跨行政区域的渔业管理工作，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管理，或者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第二章　　　养殖生产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优质、生态、安全水产品养殖，保护和合理利用有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资源。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无公害水产品认证工作。
第六条 编制可用于养殖业的水域等的规划，按照下列分工进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 省内跨市、州、地可用于养殖业的水域等的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
(二) 跨县（市、区、特区）可用于养殖业的水域等的规划，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编制，或者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
(三) 县（市、区、特区）内可用于养殖业的水域等的规划，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水域等的，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养殖证。
　　承包集体所有水域等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自愿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水产养殖登记。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水生动物的产地检疫和运载工具的消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水生动物病原进行监测和调查，发现重大疫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按照规定上报。
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生动物疫情监测和调查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养殖生产中使用渔药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水产养殖生产的技术标准、规范或者规定，不得使用违禁渔药和有毒有害的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不得在含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水体中从事渔业养殖。

　　　　　　　　　　　　　　　　　　　　第三章　　　水产苗种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渔业生产发展和种质资源特点，对全省水产苗种生产进行科学规划。
第十一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一) 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
(二) 用于繁殖的亲本质量符合种质标准；
(三) 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要求；
(四) 有与水产苗种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前款规定不含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
第十二条 水产原、良种场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
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的行政许可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生产水产苗种应当执行国家或者省规定的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符合水产苗种质量标准。杂交水产苗种的亲本应当是纯系群体。
经营水产苗种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异地引进水产苗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检疫手续。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引进新的水产种质资源，应当进行科学论证、评估，并向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渔业资源保护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渔业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估，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对开发过度的渔业资源实行禁捕或者限捕。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向社会公布地方性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名录，特别要保护长江、珠江上游的特有鱼类资源。
第十六条 江河、湖泊、大中型水库实行禁渔期制度。
禁渔期为每年2月1日12时至5月31日12时。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重要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洄游通道划定禁渔区或者划段设置常年禁渔区，并设立禁渔标志。
划定禁渔区或者划段设置常年禁渔区和设立禁渔标志，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禁止在禁渔期、禁渔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扎巢捕杀亲体和其他危害渔业资源的活动。
禁止收购、销售在禁渔期和禁渔区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第十八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在江河、湖泊等天然水域进行捕捞，应当按照规定进行作业，禁止使用小于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从事捕捞作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申请捕捞许可证，按照下列权限进行审查：
　　(一) 在县(市、区、特区)内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 跨县(市、区、特区)从事捕捞作业的，由跨行政区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审批，或者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 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在禁渔期、禁渔区和水生生物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自然保护区等进行捕捞的，或者捕捞珍贵和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发放捕捞许可证；对不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人工增殖投放的水产苗种，应当以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苗种生产基地和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基地提供并经检疫合格的本地水产苗种为主。
禁止向江河、湖泊等天然水域投放可育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产卵场等水域投放其他水生生物物种。
第二十一条 在水生动物洄游通道建闸、筑坝或者其他水下工程作业，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站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建设单位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征求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大型建设项目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防治水域污染，并在重要渔业水域及相应的陆域范围内建立渔业生态保护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 未履行监测、监督、检查等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 未依法发放养殖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和捕捞许可证的；
(三) 未依法查处非法水产养殖和非法捕捞行为的；
(四) 未履行其他法定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生产水产苗种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水产苗种和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 引进未经检疫的水产苗种或者水生动物的，责令停止引进；依法补检；补检不合格的，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由货主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情节严重的，可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三) 向江河、湖泊等天然水域投放可育杂交种、转基因种或者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等水域投放其他水生生物物种的，责令停止投放，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 定给予处罚：
(一) 从事扎巢捕杀亲体或者其他危害渔业资源行为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 销售、收购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瞒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水生动物疫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由建设单位承担相应费用。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1986年7月11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的《贵州省渔业生产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