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转发市经委《天津市机电设备采购指标投标办法》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经委《天津市机电设备采购招标投标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机电设备采购招标投标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运用招标投标这一竞争机制采购机电设备，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宏观调控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招标投标是国际上通用的采购方式，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进行。不受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和其他形式的限制，确保合格的投标者机会均等。
第三条 凡具有法人资格，从事机电设备生产和经营的国内外厂商，可以其生产或经营的产品参加投标。
第四条 项目业主使用以国家、地方建设资金和银行专项贷款为主，总投资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用汇额在100万美元及以上，进行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所需机电设备；与机电设备安装使用密切相关的设计、施工、配套项目；以及列入国家机电产品进口管理特定产品
目录的产品等，除不具备招标条件的外，都要委托招标机构进行招标。
项目业主以其自有资金、企业之间融通、职工集资作为自行筹措资金，从事生产建设性项目所需机电设备的采购，鼓励委托招标机构运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利用外资项目，除国外贷款方有特殊规定外，应当委托招标机构进行招标。
为保护合资双方的利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要积极引导外方以资金作为资本投入。以其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从事生产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所需机电设备的采购，鼓励运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贷款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招标机构
第六条 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是经国家主管机关和市政府批准成立和认定的，负责我市机电设备招标投标的行业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机电设备招标投标政策、法规的执行和监督；
（二）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对新建机电设备招标机构的资格和业务范围进行审查；负责对直属招标投标机构的领导和对其他负有机电设备招标职能的招标投标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三）组织制定统一的招标文件范本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
（四）监督招标投标活动全过程的公正性，调解招标投标活动中的纠纷；
（五）协助有关部门检查和处罚违反招标投标规则的行为。
第七条 招标机构应是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和市政府职能部门批准，经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对其资信和业务范围审核同意后的，具备国际、国内机电设备招标资格的专职招标机构。有条件的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可以组建招标投标联络站，作为专职招标机构的合作伙伴（具体办法由有
关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招标机构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经贸委颁布的《机电设备招标投标指南》（国经贸标〔1993〕160号）和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接受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项目业主的委托，独立或联合有关单位、项目业主具体组织国际、国内招标工作。
第九条 招标机构应以“服务、效率、公证、权威”为宗旨，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公正地对待委托方和投标方，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招标机构可以利用其拥有的信息手段和组建的专家委员会，为国家、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项目业主用其他方式采购的机电设备提供咨询服务，并可以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提供项目前期、中期、后期全过程服务。

第三章 招标项目的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根据我市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权限，由有关项目审批机关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招标范围，商金融机构、项目业主和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共同确定项目所需机电设备的采购方式，并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扩初设计文件中加以明确。确定用招标方式采购的，其批准文件同时抄送
负责实施的招标机构。
由金融机构直接贷款的基建、技改项目所需机电设备的采购，由金融机构和项目业主商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共同确定其项目的采购方式，并在贷款协议中加以明确。确定用招标方式采购的，应以书面方式及时通知负责实施的招标机构。
第十二条 对未列入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鼓励项目业主在采购项目所需机电设备时，委托有关招标机构进行咨询工作。
第十三条 凡确定用招标方式采购机电设备的项目，其项目业主应尽快与有关招标机构取得联系，及时办理委托招标手续。招标机构也应主动上门服务，及时、准确、科学地做好招标工作。

第四章 招标的类型
第十四条 招标的类型分为：国内竞争性招标或国内有限竞争性招标（以下简称国内招标）；国际竞争性招标或国际有限竞争性招标（以下简称国际招标）。
国内招标指允许在中国境内注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设备生产或者经营厂商，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内外厂商参加投标，并以人民币结算的招标活动。
国际招标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国内、国外生产或者经营厂商，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内外厂商参加的投标，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币种结算的招标活动。
竞争性招标（公开招标），需在指定的报刊上公开发布招标通告。
有限竞争性招标（邀请招标），需向潜在的投标者定向发出投标邀请。
根据基建、技改项目的需要，要积极创造条件探索开展融资性招标。
根据基建、技改项目的需要，要积极创造条件探索开展融资性招标。
第十五条 积极推行以进口设备为筹码的中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项目的招标。每年由市主管部门牵头，有针对性地选择若干引进项目，组织引进项目单位和本市相关的机电设备生产单位联合委托招标机构进行招标。

第五章 招标工作程序
第十六条 项目业主可以自主选择具备招标资格的专职招标资格的专职招标机构办理委托招标手续。
办理委托招标手续时，需提供下列文件：
（一）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件或扩初设计批复文件；
（三）贷款协议或资金落实证明；
（四）委托招标书（统一格式）；
（五）招标保证金，其金额为委托招标设备总金额的2％，支付方式可以是银行出具的招标保证金保函，或是现金、支票和银行汇票。
第十七条 招标机构和委托方综合考虑有关因素，共同编制招标文件、确定标底或设备估算价，对此双方应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八条 招标机构按招标通告或投标邀请函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出后不予退还。
第十九条 参加投标的国内外厂商应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招标类型参加投标。
第二十条 参加投标的国内外厂商应购买招标文件，承认并履行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并提供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分为正本、副本，并注明有关字样，评标时以正本为主。
投标文件应包含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投标方资格、资信证明文件；
（三）投标项目（设备）方案说明；
（四）投标设备数量价目表；
（五）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六）投标保证金，其金额为投标设备总金额的2％，支付方式可以是银行出具的投标保证金保函，或是现金。支票和银行汇票。
第二十一条 招标机构负责组建评标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由招标机构的代表、项目业主的授权代表，及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第二十二条 评委会负责评标工作，综合比较各投标设备性能、质量、价格、交货期和投标方的资信情况等因素，依据科学、公证、严谨的原则和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评标，综合评出中标厂商优选方案。
第二十三条 委托方根据评委会提出的中标厂商优选方案，确定中标厂商。
第二十四条 评标结束后十五天内，招标机构根据委托方确定的中标厂商，分别发出《国内厂商中标通知书》或者《国外厂商中标通知书》，同时通知落标厂商，并如数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五条 国内厂商中标的设备，由委托与和中标厂商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签订设备供货合同。国外厂商中标设备，由委托方或其委托代理机构与国外中标厂商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签订设备供货合同。
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国际通行的惯例。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委托方未发生撤销委托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在签订设备供货合同之日起三十天内，招标机构将招标保证金或其保函如数退还委托方。
第二十七条 招标工作周期：从标书发售之日起到开标之日止的时间，一般项目不超过三十天，大型复杂项目不超过四十五至六十天。

第六章 投 标
第二十八条 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及有关机构，应协助有关部门动员和组织我市企事业单位积极参加国内和国际的投标，以促进我市产品开发和结构调整。
第二十九条 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及有关机构，应多方收集国际、国内招标信息，并及时向我市有关企事业单位通报，主动做好投标咨询服务工作。还应通过经济办法，联合企事业单位在产品设计开发、技术成套、设备成套、进出口贸易、金融等诸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搞好投标优
化组合的工作。

第七章 招标结果的处理
第三十条 确定用招标方式采购的机电设备，银行依据招标机构开出的《国内厂商中标通知书》或《国外厂商中标通知书》和银行要求的其他有关文件、资料核拨人民币贷款和支付外汇。
第三十一条 确定经招标方式采购的国外机电设备，项目业主在办理进口登记、报关手续时，需出具《国外厂商中标通知书》和市机电设备进口办公室、海关要求的其他文件、资料办理进口登记、报关手续。
国内中标厂商为生产中标产品所需进口的关键件，在办理进口登记、报关手续时，可以凭据《国内厂商中标通知书》办理进口登记、报关手续。
第三十二条 未列入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招标范围内的项目，项目业主可直接按金融机构、市机电设备进口办公室、海关的规定办理贷款、进口登记及报关手续。
第三十三条 列入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招标范围内，且经确定不采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的项目，由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局出具《不招标通知书》。金融机构、市机电设备进口办公室、海关凭《不招标通知书》办理贷款、付汇、进口登记和报关手续。
第三十四条 各种通知书为统一格式，并加盖国家授权机构统一刻制的“招标业务专用章”方有效。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三十五条 委托方责任
（一）遇有下列情况，属于违约：
（1）办理委托手续后或招标公告（投标邀请函）发布之后或开标之后，委托方撤销招标；
（2）选定中标单位后不按规定时间与中标厂商签订经济合同；
（3）违反招标工作规定的行为。
（二）根据违约情况，分别按委托招标总金额或中标总金额的0．5—2％支付违约赔偿费。其赔偿费给予受损失的各方。
第三十六条 投标方责任
（一）遇有下列情况，属于违约：
（1）开标前或开标后投标方撤销投标；
（2）经评标确定为中标单位后，不按规定时间与委托方签定经济合同。
（二）根据违约情况分别按投标总金额或中标总金额的0．5—2％支付违约赔偿费。其赔偿费给予受损失的各方。
第三十七条 招标机构责任
（一）遇有下列情况，属于违约：
（1）未经委托方同意，单方变更招标文件的规定事项；
（2）违反公平、公正竞争原则，导致不公证竞争的后果。
（二）根据违约情况，分别按委托招标总金额的0．5—2％支付违约赔偿费。其赔偿费给予受损失的各方。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机电设备招标服务费的收取标准，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3年12月31日
　　　　　　　　　　　浅议司法实践中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峰

【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存在众多争议，虽然出台了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渎职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给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关键词】：渎职犯罪 犯罪主体 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正文】：
　一、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规定的变化
我国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演进过程。79刑法将渎职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十分宽泛，可以包括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97年修订的刑法，则把渎职犯罪的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79刑法到97年修订刑法再到02年立法解释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由“宽”到“严”再到“宽严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何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理论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与“职权论”的争论不休，以及司法实践界的不同执法，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甚至许多实际履行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难以受到刑罚的应有制裁，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两高”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对渎职犯罪主体进行了扩张性解释。虽然高检院、最高法就渎职罪主体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先后作出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查办渎职犯罪中经常碰到渎职犯罪的主体不适格问题，严重影响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
　二、对渎职犯罪的主体适用存在的争议
　　学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身份说”。“身份说”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至于何为国家干部身份，通常的认定标准是，是否填过国家统一制作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正式分配到公司、企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是否在单位的编制之内。以“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度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2、“公务说”，也称“职能论”。它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是否从事公务来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说”源于1979年刑法，这是立法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从事公务”的概念。由于该说较好地把握住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因而得到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同。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此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活动又需要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因此，在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将“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认为关于渎职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其包括三种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
　　上述观点均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身份说最大的优点是便于司法操作，其认定有较为明确的标准。但身份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人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聘用、委托等用人方式的采用使得一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有可能从事国家公务，故身份说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种犯罪必须发生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应采公务说，以是否从事公务来作为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但是上述公务说未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和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加以区分，造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公务说的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的界定。此外，在理论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刑法上的特殊主体，渎职罪是一种身份犯。如果完全不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只以是否从事特定公务作为判断标准，则如何体现其身份犯的特征呢？如果某人在从事特定公务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公务的资格，能否认定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而构成相关犯罪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应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指依法取得从事特定公务的资格，相比较来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和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合理的，但对身份和公务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三、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对渎职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同样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经常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资格混淆，除了自身的素质外，也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造成办案人员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第一，司法解释的不合理。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严格限定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会放纵犯罪，因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这些解释虽然符合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若探究理论根据，则经不起推敲。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解释虽然扩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这种扩张性解释是否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语义范围，还值得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9日和2000年10月31日两个司法解释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把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混为一谈，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是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类人员的。这两个《批复》的精神尽管正确，但在解释根据上却值得商榷，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第二，刑法、刑诉法的不统一。《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渎职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权案件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者存在矛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修订后的刑法已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这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渎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
　　第三，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如《防震减灾法》第47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提到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再如，《劳动法》第103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有关部门就包括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类似规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附属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典不协调。
　四、渎职犯罪主体应通过立法加以修正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把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合适，应予以修正。新刑法第9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的理由是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有“职”可渎，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经营管理活动无“职”可渎。但是这一立法理由“是不顾我国社会现实的、纯学术的概念游戏，渎职罪本质是侵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侵犯的也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正如刑法第8章所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开，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解释存在的根据值得怀疑。因此，关于本罪的主体问题，不应该仅仅通过解释来修修补补，最好能在立法上进行修正，加以统一。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渎职犯罪主体的确定既要具有前瞻性，又要实事求是，不能一味的盲目超前，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笔者建议，渎职犯罪中的主体应以“国家工作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在刑法总则中明确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委托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的聘用、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临时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人员，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五是其他依法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

参考文献：
1.金波、梅传强：《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郭立新、苏凌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编写组编：《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困惑的职务犯罪疑点、热点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兆松、李志雄、章晓民：《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5.陈连福主编：《反渎职侵权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