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海南省公共厕所管理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 南 省 政 府 令
第234号
《海南省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0月25日第五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蒋定之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海南省公共厕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水平，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需要，加强公共厕所规划、建设和管理，结合本省实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厕所，是指供社会公众使用的独立式、活动式或者其他建筑物附设的厕所。
第三条 公共厕所的建设和管理，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方便使用、文明卫生、节能环保的原则。
第四条 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公共厕所管理的统一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辖区公共厕所的监督管理工作。
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交通运输、卫生、水务、旅游、环保、商务、价格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厕所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公共厕所建设，保障公共厕所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所需经费。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建设、养护公共厕所。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厕所建设纳入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和设置标准，以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合理安排公共厕所建设用地。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厕所建设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八条 公共厕所的建设数量、位置、设计标准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需要，参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制定本省公共厕所的设计标准。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应当按照规划要求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所需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划要求配套公共厕所的，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审批。
第十条 在人流量大、公共厕所数量不足且难以建设独立式公共厕所的地区，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具备条件时，应当组织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满足公众需求。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独立式公共厕所应当达到下列建筑标准：
（一）建设在商业区、旅游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的，不低于一类标准；
（二）建设在城区主、次干道及行人交通量较大的道路沿线的，不低于二类标准；
（三）建设在其他地段及区域的，不低于三类标准。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森林生态旅游等景区景点，应当建设不低于三类建筑标准的公共厕所。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公共厕所的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采用节能、环保、防异味设施、设备和技术；
（二）设置供残疾人或者行动不便者使用的无障碍设施；
（三）采用防滑、防渗、耐腐蚀、易清洗的建筑装修材料；
（四）安装照明、通风设备；
（五）设置粪便排放无害化处理设施或直接排入污水管道；
（六）位于海岸边的公共厕所，应当附设冲洗池等设施；
（七）充分考虑男女比例和不同人群的需要，合理增加女厕的建筑面积和厕位数量。
鼓励安装利用太阳能的照明通风设备。
第十三条 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要求对辖区内公共厕所设置指示标志。
公共厕所指示标志应当保持安全牢固、完好整洁，文字和图案规范、清晰。
第十四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公共厕所指引服务系统，标明公共厕所的位置，方便社会公众使用。
第十五条 独立式公共厕所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物附设的公共厕所纳入主体工程同时申请竣工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损毁、移动、停用、占用、拆除公共厕所及其附属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
依法拆除独立式公共厕所的，应当在拆除公共厕所15日前报告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照规定予以重建或者还建。
第十七条 重建、还建独立式公共厕所的，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就地、就近建设和先建后拆的原则，将重建、还建计划向社会公示，并设置临时公共厕所。
独立式公共厕所竣工投入使用后，应当及时拆除临时公共厕所。
第十八条 因举办大型商业、文化、公益等活动，举办单位应当根据活动规模设置相应数量的临时厕所，并做好清扫保洁等服务工作，活动结束后及时撤除。
城镇地区内的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应当根据施工人员规模，设置相应数量的临时厕所，并做好清扫保洁工作。建筑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除临时厕所。
第三章 使用与维护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实行免费开放；确需收费的，应当报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并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准后公布。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免费开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向社会公众收费的，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公共厕所的建设成本、建设标准等因素确定并公布。
第二十条 独立式、活动式公共厕所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外开放。
其他公共厕所应当在服务时间内向公众开放。
第二十一条 使用公共厕所，禁止下列行为：
（一）随地吐痰、吐槟榔渣汁、乱扔杂物；
（二）在便器外便溺；
（三）向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水、污物、废弃物；
（四）在墙壁、设施上乱涂抹、乱刻画、乱张贴；
（五）毁损设施、设备或者将其移作他用；
（六）其他影响正常使用的行为。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维护保洁责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劝阻、制止。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其日常维修养护和清扫保洁工作由市、县、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单位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公共厕所的日常维修养护和清扫保洁工作，由其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公共厕所的维修养护应当符合规定标准，并达到下列要求：
（一）各种设施齐全完好、运行正常、外观整洁；
（二）按需提供照明和通风；
（三）洗手台、面镜、门窗、天花板、地面、墙壁、隔断板、便器、开关、手柄、门锁等设施损坏的，应当于3日内修复或者更换；
（四）供水、供电、排水、通风、管道漏水、便器堵塞等小修项目，应当于12小时内修复或者更换；
（五）下水通畅，粪便不满溢，贮粪池密闭，水池无杂物；
（六）粪便及时清运，化粪池定期清渣，发生堵塞立即疏通；
（七）室内暴露的管道无锈蚀；
（八）破损修复后，要与整体协调；
（九）建筑外立面保持完好、整洁，定期清洗或者粉饰。
第二十四条 公共厕所卫生清扫保洁作业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的有关标准，达到下列要求：
（一）按照规定进行卫生消毒处理；
（二）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清除、倾倒废弃物；
（三）保持室内外干净整洁，及时清除蚊蝇、蟑螂、蛛网、痰迹、污垢、杂物、积粪、粪疤、尿碱等；
（四）空气流通，基本无异味；
（五）清洗冲刷地面时应当设置防滑标志。
第二十五条 公共厕所（包括化粪池）应当及时清掏，清掏作业时不得泄漏、遗撒。
维护保洁责任单位或者受委托的清运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和方式对清掏的污物、废弃物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公共厕所的维护保洁责任单位，应当提高服务质量，接受公众监督，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制定保洁服务制度和规范；
（二）在明显位置公示监督部门和电话；
（三）按规定设置指示标志；
（四）明示对外开放时间；
（五）根据等级标准和公众需要提供相关用品。
第二十七条 因维修养护需临时停用公共厕所的，维护保洁责任单位应当公示停用期限，并及时维修养护。
第二十八条 公共厕所的维护保洁责任单位应当确定责任人，建立健全日常维修养护和清扫保洁制度，也可以委托专业公司对公共厕所进行维修养护、清扫保洁。〖HJ10mm〗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加强对公共厕所维修养护、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和电子邮箱，及时调查处理投诉或者举报事项，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或者举报人。
第三十一条 对在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等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擅自损毁、移动、停用、占用、拆除公共厕所及其附属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或者赔偿损失，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责任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拆除临时公共厕所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及时撤除或者清除临时厕所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逾期不改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未按照规定时间开放厕所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使用公共厕所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维护保洁责任单位维修养护、清扫保洁作业、清掏、处理污物和废弃物、接受公众监督等不符合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维护保洁责任单位未公示停用期限并及时维修养护的，由县级以上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本办法未设定处罚但其他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共厕所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