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98年4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规范矿产资源管理，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储量规模为小型的、零星分散的、国家规定为特定矿种以外的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第四条 根据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要求，本市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坚持严格管理和依法保护的原则。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城市规划、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地质遗迹、文化古迹、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及规定。
第五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第七条 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由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家依法认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八条 本市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勘查作业区和矿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设立的勘查作业区和矿区范围内勘查、开采。

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的管理
第九条 勘查本条例规定的矿产资源，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10日内，通知勘查项目所在区、县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必须取得地质勘查单位资格证书。本市的勘查单位必须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格登记，勘查单位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统检制度。
第十一条 探矿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汇交地质勘查报告和勘查资料。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
第十二条 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由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并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可供开采的矿产储量规模为小型的矿产资源；
（二）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
（三）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矿产资源。
个人为生活自用，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指定的范围内，采挖少量的砂、石、粘土等矿产。
第十三条 在河道内开采砂、石，必须先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凭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对未取得河道主管部门颁发的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在河内开采砂、石的采矿登记手续，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四条 本市对汉白玉、地热、矿泉水以及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确定的其他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限量开采。
开采前款规定的矿产资源和矿区范围跨区、县的矿产资源，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五条 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应当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申请登记书和矿区范围图；
（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
（三）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
（五）必要的地质资料、占用储量登记表、开采设计图纸和说明；
（六）矿产资源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方案；
（七）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六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采矿许可证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登记的决定，并通知采矿权申请人。
准予登记的，采矿权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采矿权价款，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第十七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采矿许可证之日起90日内，对矿区范围予以公告，并可以根据采矿权人的申请，组织埋设界桩或者设置地面标志。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不予办理矿山企业营业执照和采矿所需的爆炸物品、剧毒物品使用许可证。
第十九条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禁止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
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应当综合回收；对暂不能综合回收的矿产，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均应当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有关考核指标。
第二十条 从事煤炭开采的矿山企业，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外，还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十一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地质测量，不能独立进行地质测量的，应当委托有资质条件的地质测量单位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报所在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引发地质灾害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治理和恢复，防止灾害的扩大。
第二十三条 需要停办或者闭坑的矿山企业，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矿产储量注销报告及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停办或者闭坑前采掘工程进行情况及不安全隐患的说明；
（三）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的情况；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市或者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的勘查、开采活动，实行抽查和年检制度。
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应当接受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开办独立选（洗）矿厂进行监督管理；开办独立选（洗）矿厂，必须经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各类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矿山企业之间发生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区、县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处理；重大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市地质矿
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或者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没收违法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四）未经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办独立选（洗）矿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伪造、冒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不按期缴纳应当依法缴纳的费用的，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情节严重的，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不按规定进行地质测量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九）拒绝接受监督检查，不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或者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拒不停止开采或者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处罚的，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改正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但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违法批准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和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对违法采矿行为不依法予以制止、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
的，给予行政处分。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1986年9月10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4日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审批办法》，1987年3月2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1997年12月31日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
体采矿违法处罚办法》和1995年5月2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8年4月16日



论宪法的自主性发展

[英 文 名] O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内容摘要]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基于宪法自治性和自足性的宪法的自主性发展，它需以消除宪法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与一般法律的混同为前提，并通过健全和完善宪法的自我发展机制来实现。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适用、创设宪法惯例和加强宪法学研究是推进宪法自主性发展的五条基本途径。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自主性发展 自我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

笔者曾断言：我国宪法“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开始就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中，法律特别是宪法更是被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以制定宪法及据此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手段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路。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都潜在地认同了这一理论前提。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北洋政府官场失意后，晚年梁启超深感中国国民水准太低无法搞议会政治，极力批判民初“抄袭几条宪法，便是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的肤浅做法，转而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并“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作为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阳光大道”的主张。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他弥留之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遗教，表明他的五权宪法尚未真正实行。按照“新民主主义宪政”确定的方向，1949年我国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分别制定了四部宪法，对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修正，目前对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正在酝酿之中。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以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手段的思路仍然并不奏效。时至今日，现代化依然是水中月、雾中花，宪政仍然只是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反思将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总的来说，这一思路的根本症结在于：忽视了宪法本身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规律，使宪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文拟从宪法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宪法的自主性发展问题。


一、对宪法自主性发展的法理解析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建立在宪法的“自主规律性” （简称自主性）基础上的发展。宪法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一经确立，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要受到宪法的规制。只有建立在“自主规律性”基础之上，宪法的发展才具有实质意义。也即是说，只有拒绝迎合充当合法化或政治操纵工具的要求，并尊重自身发展规律时，宪法才成为了自身。宪法的现代化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或者仅仅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下被动的“适应性”变革。

宪法的自主性来自于宪法作为法律所具有的自治性与自足性。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宗教力量的自治性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法律被认为具有它自己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治，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西方。” 就西方而言，法律自治的传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三是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四是独立的法律职业；五是独立的法学与法学教育。 基于宪法对于一般法律的优先性，笔者认为，宪法不仅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而且还应当具有比一般法律更强的自治性。一般法律的自治性须借助于法律系统的整体运转才能实现，而宪法内在地包含了一个由制宪、修宪、行宪、护宪等环节构成并有其自身规律的、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完整的圆环体系，宪法在其中得以创制、得以实现，而无须借助“外力”。 宪法的自治性意味着宪法还必须是自足的，即宪法具有能使自身得以实现的手段。宪法的自足性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具有内容健全、逻辑结构完整的宪法规范体系；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并由法律赋予特定权力的宪法适用机构；三是对宪法行为具有独立的评价系统，即要有一套独立的价值标准；四是存在一套独特、完整、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理论及与此相适应的话语系统。

卢曼对法律的系统自主性的分析显然有助于加深对宪法自主性概念的理解。卢曼从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事实性的自控维持过程。在卢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在功能方面分化的系统，那么，就可以把法律系统设想为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功能上的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功能，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因此，子系统的自主性（对这个系统本身来说）不是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必需具备的属性。” 同时，这些“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始终都是一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系统：它们预先假设并且复制（reproduce）出它们自己。它们通过对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布置来设立它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这些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 总之，卢曼的法律系统“是功能分化的、自我指涉地运作的、仅仅根据自己的代码来加工外部信息的，并且是自我再生产的。”

宪法的自主性也应当是通过宪法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再生产来实现的。宪法自主性的前提，是宪法被承认为具有独立的、普世的原理体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宪法的自主性发展是指，在宪法学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宪法根据自治性的要求，建立、健全自足性机制，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宪法自主性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形式条件是：（1）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性得以确立。（2）一套独立、健全、完整的宪法实施或适用机制已经建立。（3）已经存在一套比较成熟、内部协调且在一定时期获得公认的宪法理论，这套理论包括定型而特定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内在逻辑，对绝大多数宪法现象都能予以自洽性说明的、完整的解释体系。（4）存在一个矢志宪法研究、独立、稳定而成熟的宪法学家群体。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实质条件是：宪法必须确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体现权力制约的基本精神。


二、宪法自主性发展的维度：在政治、道德、法律及意识形态诸领域之间


宪法是人类文化传统中政治、道德、哲学、宗教、意识形态及关于法的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对宪法的出现都产生过影响。有的因素如宗教在宪法的形成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学弗里德里希教授所论证的，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 但宗教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宪法形成的初期。哲学虽然对宪法的整个历史都会产生影响，但它多是间接的，比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统治一旦实践可能会消解宪法的功能而导向人治；任何一部宪法都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等。而基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及法律方面的观念却常常轻易地使宪法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即划清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界限，正确处置与一般法律的关系，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避免宪法的“非法化”倾向。

所谓宪法的“非法化”，是指不把宪法看成是法律的种种观念或倾向，其中主要有宪法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倾向。并非只要所有论证都依附于宪法文本、都使用宪法语言，宪法的自主性就得到了保障。由于“法律之运用越来越无法不明确诉诸政策性论据、道德论证和对于诸原则的权衡”，道德代码和权力代码的内容也进入了法律代码之中。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系统自主性具有批判性价值，他的意思是说，“法律的系统自主性，是以它反思地自我导控、并且与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能力作为基础的。” 划清与政治、道德的界限，凭借一己之力与一己之手段维持自身的独立性，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原初意义。

1、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避免宪法过度政治化。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尼克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三种法律模式：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类型既有重叠之处，又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或连续性。诺内特和塞尔尼克将法律与政治的分离视为自治型法的主要属性之一： “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机构自治的一种保障，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律被抬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实在法所体现的准则，是为传统或宪法程序所证实的公众认同已经消除政治论战的那些准则。因此，解释这种法律遗产的权威必须保持与权力斗争隔离和不受政治影响污染的状态。”

因此，宪法与政治的分离势所必然。诚然，与一般法律相比较，宪法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为，宪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与核心政治原则，有学者由此也把宪法称为“政治法”。 但我们必须明确，宪法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或权力）运行的规则。对宪法政治性的过分强调，而导致宪法的政治化，将严重妨碍宪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危及宪法的法律性和权威。“法律效力高于统治效力”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虽然通过法律秩序提供的恰当渠道，政治意志可以得以合法地表述，但政治却不得推翻法律秩序。” 伯尔曼在对“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可见，宪政通过使被统治者免于遭受统治者强行意志的行使来保障个人自由，但这又必须通过使政治权力服膺于法律特别是宪法来实现。因此，不仅宪法应当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而且还必须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对于那些不可避免要纳入宪法架构的政治问题，则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并被冠以宪法规范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