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论
解国臣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的生命是指法律能为社会所实践。又从文化及法律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必须有文化的支持，即法律要深植于文化之中。接着又对法律规避进行分析，指出法律规避的现象其实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在现实中，创造传统是使法律具有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法律的生命 文化 法律文化 法律规避 传统 传统的创造
一、 法律的生命
斯芬克斯之迷埋藏在人类及其所有的创造物之中。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①可是法律的创制者们却发现他们的法律总是让他们失望，而善良的老百姓们却总是处在痛苦的高压中。在结束野心勃勃的战争之后，赢政开始自信的制定法律，并且踌躇满志的要使秦王朝万世一系。几十年后，他的敌人发现，赢政的失败，正是由于他所制定的法律，他所创立的王朝连同战马和剑戟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后。可令汉王朝的儒者们不解的是何以赢政的祖辈们如此成功？斯芬克斯之迷的又一面？！从悠古的历史积淀中我们发现：法律是有生命的。法律的生命同文化的生命一样源自于人的生命。当我们在论述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人的生命！
所谓法的生命，首先应该是法律能够为社会所实践。换句话说，即是法律体现了社会。因为法律是现实理性，是法律的创制主体对社会的理解，用法的形式设定的一个完整的基本的社会秩序，并希望能够在社会发生纠纷时为其提供一套标准和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秩序。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法律于法律之间有了区别，其生命力是强盛的还是短暂的？法律是理性还使得法律的创制主体希望借助法实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法律还应承担一定的功能。因此，法的生命还应体现在实现这些功能上，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变革。
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之争，构成了中国法律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前者主张将西方法律传统中有益的东西经由立法而纳入中国法律制度中，而后者主张将中国各种传统中有益的资源经由立法而容入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之中。②事实上，无论是“移植”西方法律传统，还是发掘“本土”资源，其目的都是想赋予法律以更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承载中国在法治之路进程中的理想。
然而无论是“法律移植论”还是“本土资源论”，似乎是只要法律具有一些资源，就会自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果真如此吗？
二、 文化的概念
我相信法律的生命力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因为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属于文化；文化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然而什么是文化呢？
关于文化的最经典的定义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所下的，他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对文化的较早的界定的确对许多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其中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他将文化只限定在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领域，这些要素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就是文化。后来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然而，无论文化包括那些要素，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对我们有意义。“美国的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一词．．．．．．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们整套的‘生存样式’”。②而作为生存方式，文化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整套生活习惯和能力，使我们得以生存于既定的社会中；其次是一种世界观，使我们按照既定的模式去看待社会，理解社会。虽然这一种世界观是在人类群体从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是其反映；但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决定着这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包括对法律及其制度的态度和法律生活。一套完整的文化还应包括一套工具和制度，这是文化运行所必不可少的。
“我主张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符号性的。……人是一种悬挂在由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我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③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它确实道出了文化的一个特征，即符号性，隐藏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文化的确无时无刻不向人们传达意义，“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④文化的符号性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文化的濡化过程，即文化的习得过程。这一过程有两方面得含义：它是人类群体中的个体接受文化并成为群体中得一员得过程，又是文化以传统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得基础。第二个结果是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产生得以可能，相反的情况——文化冲突——也可能发生。
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系统性。虽然文化总是通过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它决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文化是一种靠各种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素组织起来的相对自足的复杂整体。系统性首先表明的是文化具有结构，再这个结构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正是系统性的第二重含义，各种元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自组的，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和谐的，以至于它对于异质的外来物最初都采取排斥的态度。
文化的符号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的运转，这使文化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依据这一力量，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的话，则将其排斥在自身之外，“那就意味着，你不仅从村中消失，而且从人类中消失。……他们都认为是你遗弃了他们。”⑤文化的规范性是其系统性的最有效的保证。
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复杂但五彩缤芬的人类的创造物，其特点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表述清楚的，但这足以让我们理解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来说，文化不在是单纯的社会规范，而是包含着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意义的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三、 法律与文化
文化的概念扑朔迷离导致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也难以把握，甚至有人根本否认法律文化这一术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①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建立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上的关于法律的认识。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子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因果报应和灵魂再生不仅是印度宗教教义的基础，而且深入到印度人的观念的最深处，构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基点。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了直到今天依然是构成印度社会基本结构的种姓制度，使得达罗庇荼人成为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不可接触的人：他们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特权，居住在与世隔离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必须非常小心的避免玷污各种姓的成员，直到近代，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竹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即每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②由于这些观念相对与雅利安人来说是先进的，并且是可利用的，因此，它们成为整个印度的观念。③
因此，印度的哲学起源于对苦难的关注，然而它们又提供了逃脱苦难的希望。佛教的四圣谛充分表达了印度哲学的这一立场：“人生有苦，苦皆有因，苦因可灭，灭因有道。”④然而，相对于现世的苦难来说，前世的行为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他们要抛弃所有的理智与经验，要“四大皆空”，方能感知到前世，感知到实在，感知到宇宙和神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精神中较低级的部分，如情感、知觉、经验、身体诸功能、言语等，还是精神中较高级的部分——理智——都构成了灵魂与实在之间的屏障的变异与分化。“……只有当灵魂从对各种变异的依恋中解放出来而与实在相联结，方才不会有苦，，这时获得的乃是纯粹的、彻底的、无差别的生命。”⑤
因此，印度人解救苦难的方法是灵魂的进化。这种灵魂的进化又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这种进化指向的是dharma ,既我们通常说的“达摩”。要想理解它有一些困难， “因为它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因词义的多样性而需要把词义范围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类，而在于词的不确定性，它的词义范围无限延伸，几乎没有边界。”⑥就宗教意义来说，它不仅指弥漫于宇宙的最高精神——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婆罗门，而且指这样一个境界，教徒们通过修行，已经退出了感觉世界，摆脱了欲望和理性的束缚，为婆罗门所接受，从而跳出轮回，不再受苦。dharma 不仅是神，而且是神的王国。“在佛教的巴利语中，dharma被写成是dhamma,从此一角度看，它可以有并已经有了上千种的译法：‘正当’、‘真理’、‘必由之路’等”。①在沃尔泼勒·胡拉勒（Walpola Rahula）(一个佛教徒)看来，“在佛教术语中，没有一个词比dhamma有更广的含义……任何东西，宇宙之内的或宇宙之外的，好的或坏的，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相对的或绝对的”。②要想进入神的王国，就必须按照神规定的道路前进。再这一意义上dharma又是教徒在修行时必须遵守的戒条。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被认为是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相联系的，而对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界定则是超验的，是由dharma界定的。
由此就构成了这种灵魂的进化的第二个特征，即每个人在这一道路上，都是各自进行，沿着属于自己的dharma前进，最终获得解救。因为每个人的“苦因”和dharma不同。“灵魂的发展是一种孤独的事业”。③也就是说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个别的和不统一的。每个人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没有明文记载，必须靠与dharma的超验接触才能得到。而在现实中，往往是婆罗门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的；因为婆罗门被认为是能与作为天神的婆罗门接触的人。（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类的人有着相同的或相类似的dharma，比如婆罗门、刹帝利、与贱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
“dharma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存在着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则。dharma是秩序的原则，而不管那种秩序实际为何。……一种存在的dharma，既是他作为人类的特征，也是他作为个体的职责……。他可以拒绝履行他的职责，这也就否定了他的自然，但印度人把这种冲突视作不和自然规律的现象，是必须加以清除的……”④
履行这一职责的即是王。王被称为dharma捍卫者。因为王通常被认为是神的后裔，是凡间的dharma；“王的dharma在于捍卫dharma”。早在远古的印度，王的职责即被规定在法律中了，《摩奴法典》用了三章——占全书的1/4——的篇幅来记述这些职责。由此而进行的审判工作也是零散的和不统一的。而且这种捍卫dharma的方式是将事实解释为一系列的dharma，而把“应然”和“实然”相联结，即先确定当事人的dharma，再确定纠纷及其解决。
因此，我的结论是，法律的运行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法律的生命深藏于文化之中。对于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决定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制度的组织。法律的运行并不是国家单方的行为，我们宁愿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按照各自对法律的理解和态度所进行的法律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能否顺利运行，并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社会来说，对法律的实践，不仅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于较好的行为后果的
的期望的结果，而是这种法律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融入社会；是这种法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
四、法律文化与法律规避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文化圈内的法律系统是由这个文化圈中的人的观念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观念对于个体参与法律生活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现实的法律与观念的法律总是一致的，并相互作用；这就是法律文化，即一个文化中的群体或个体依据其法律观念参与社会的法律生活。
现代世界的特征使我们在考虑法律文化时不得不将现实的法律与观念法律相分离，虽然法律文化是他们的结合体。因为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辛勤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包括社会群体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性造成了在一个政治统一的社会中，文化并不统一，法律文化往往也并不统一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中，作为现实法律的国家法与作为观念法律的民间法的不一致格外引人注目①。因为民间法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活的法律，本身既是一种实在秩序又是抽象的规则；而国家法在为社会实践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实在秩序的意义；但国家法作为国家意志，它必须为社会所实践，而且又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具有强制的人为的普适性。这种冲突的结果的法律表现即是法律规避，对国家法的规避。在具体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往往面临着几种不同得法律行为方式的选择，是国家法还是其生活群体信其所是的民间法？当当事人选择了后者时，法律规避的现象就产生了。
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也许法律规避②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随之而来的是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就当事人来说，由于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选择是合适的并且是可取的，他并不会笨到要选择于他最不利的行为方式。事实上这并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两种法律或许在价值取向上不同，或许在行为模式上不同，或是两种法律选择所要求的成本有差异。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则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③
国家虽然是由社会产生的，在国家建立之初，或许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强有力的控制。但国家及其统治机构毕竟不能参与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作为国家法的制定者的国家所持有的理念也不同与社会，他们过多的考虑了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都会参与一个以西方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而在社会，在民间，一般群体所持有的理念则要世俗得多，并且大多数都保持着传统特色。
这并不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就存在着绝对的分界。法律规避是在当事人明显了解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这就表明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选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说，当国家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当事人看来，比民间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更合理时，法律规避或许就不会再发生了。“……国家法是私了的基点，哪一方对国家的制定法了解得越多，越确定，他们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就越能运用这些知识控制局面，操纵整个私了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法则通过法律规避对当事人的法律观念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对于国家法来说，其生命当然不能只有这么一点影响。只有当国家法在社会上运行，而没有法律规避的现象出现，成为为社会所实践的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时，才能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五、传统的创造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2010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1989年9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修正
2010年3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与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水域、滩涂和国家指定由本自治区实施渔业管理的水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或者利用其他水体从事养殖等渔业生产活动，以及从事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水域、滩涂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增加投入，加强渔业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渔业科技水平，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促进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渔业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渔业监督按照下列规定分级管理:
（一）“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侧海域的渔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
（二）沿海滩涂的渔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
（三）内陆水域的渔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
（四）跨行政区域的水域、滩涂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共同组织管理，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
（五）其他水体的养殖，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
第六条 公安、边防、海关、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水利、国土资源、海事、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林业、气象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助和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实施。
第七条 对贯彻执行渔业法律、法规，发展渔业生产做出显著成绩或者从事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有重大贡献以及检举、制止破坏渔业资源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养殖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海事、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林业等有关部门，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和自然承载能力，编制本行政区域内水域、滩涂养殖规划，合理确定养殖种类、容量、方式等，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九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水域、滩涂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以及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各级人民政府对依法开发荒芜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资金、物资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
承包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
第十一条 申领养殖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养殖的区域、品种、规模和方式符合水域、滩涂养殖规划；
（二）有相应的养殖技术；
（三）有基本的养殖水质检测仪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对符合养殖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完成养殖证的审核、发证工作；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核发养殖证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在航道、港池、锚地内不得从事水产养殖、捕捞。在毗邻航道、港池、锚地的水域从事水产养殖、捕捞的，不得危及航道畅通和航行安全，并设立明显标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航道管理机构应当为明显标志的设立提供服务。
在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水库安全管理规定，在汛期或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服从有关机构的指挥调度。
第十四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除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苗种外，应当取得苗种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苗种生产。
水产原种场、良种场苗种生产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他苗种生产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申请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苗种生产用水水质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二）有相应的生产场所和其他必要设施；
（三）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繁殖用的亲本来源于原种场、良种场，符合种质标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对符合苗种生产许可证发放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完成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发证工作；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发证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用饵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在饲料和养殖水体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其他禁用药品、化学品，不得将原料药直接用于水产养殖；
（二）不得利用不符合养殖用水标准的水体进行养殖生产；
（三）不得污染水域环境、危害饮用水源、妨碍农业灌溉；
（四）不得采捕渔业资源保护品种的幼体作养殖饵料；
（五）被污染和病死的水生生物应当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体系，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和监督工作，推广生态养殖、水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产地标识制度，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水产苗种、水产品检疫及病害防治体系，加强对水产养殖饲料、渔用兽药等投入品使用的监督检查，组织实施水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防疫检疫工作。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捕捞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海洋捕捞限额总量按照国家确定的指标逐级分解下达；内陆水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国家和自治区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并采取措施，调整作业结构，改进渔具和捕捞方法，合理利用资源，严格控制近海和内陆水域的捕捞强度。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渔政、科研、生产单位进行经常性的渔业资源调查和资源变动评估，做好主要渔场的渔汛、渔情预报，提出管理和保护资源的措施，实行科学捕捞。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
捕捞许可证按照下列权限批准发放：
（一）主机功率大于等于441千瓦（600马力）的海洋大型拖网、围网捕捞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二）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600马力）的海洋捕捞作业以及自治区外的单位和个人进入本自治区管辖的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三）沿海地区非机动捕捞渔船、机动竹排筏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以及内陆水域渔船、竹排筏的捕捞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第二十二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业。捕捞作业时，应当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并按规定向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作业的船位、海况、渔情等有关情况。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捕捞日志。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发放捕捞许可证：
（一）使用破坏渔业资源、被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或者捕捞方法进行捕捞；
（二）未按国家规定取得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三）不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捕捞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完成捕捞许可证的审核、发证工作；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发证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与保护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积极采取建造人工鱼礁、设置人工鱼巢、组织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改造渔场环境，增殖渔业资源。
渔业资源的人工增殖放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在人工增殖放流后30日内，禁止在投放苗种的水域进行捕捞作业。人工增殖放流禁止投放外来水生物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种质不纯的物种。
第二十六条 对在江河、水库、海洋沿岸、港湾等水域人工增殖放流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或者进行其他水下工程作业，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有对渔业资源影响评价内容。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同时建造过鱼设施或者增殖站，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建设经费，由建设单位会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概算，列入工程总预算，并由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兴建。已建成的截流闸坝，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在海洋和内陆江河干流、一级支流建造的过鱼设施、增殖站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具体方案，应当书面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在内陆江河二级以及二级以下支流建造的过鱼设施、增殖站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具体方案，应当书面征求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二十八条 禁止捕杀、伤害中华白海豚、儒艮、中华鲟等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误捕者应当立即放生。
第二十九条 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因养殖、科研或者其他特殊需要，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者禁捕的怀卵亲体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捕捞。
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品种的确定，除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品种外，其他品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三十条 因科学实验需要在禁渔区（期）内试捕的，应当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渔船检验需要在禁渔区（期）内试拖试捕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一条 在渔业水域从事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完工后应当负责将水底的残留物质清除干净。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第三十二条 凡捕到小于可捕标准的水生动物幼体，应当立即放生；海洋捕捞渔获中小于可捕标准的幼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应当立即转移渔场或者改变作业。收购部门发现幼体超过百分之三十时，应当拒绝收购，并报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处理。
第三十三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二）生产、销售、安装、使用电鱼机、地笼等禁用的渔具；
（三）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四）生产、销售、使用小于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
（五）在内陆江河拦河（江）放网或者建造鱼床，切断鱼、虾、蟹洄游通道。
在特定水域使用鱼鹰、灯光诱捕方式捕鱼的，应当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水域污染情况的监测。对造成渔业污染事故和渔业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在鱼、虾、蟹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养殖场等重要渔业水体不得新建排污口，已建排污口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搬迁。
下列行为造成渔业水域污染，损害渔业资源的，经取得国家资格认定的渔业环境监测机构评估后，按照损失程度负责赔偿，并消除污染：
（一）厂矿企业在渔业水域沿岸排污或者污染物泄漏；
（二）在其他水域从事拆船业未采取防污染措施，或者采取防污染措施不当；
（三）渔业水域已有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标准；
（四）造成渔业水域污染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域、滩涂荒芜满一年的，由核发养殖证的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证，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
（一）荒芜水域、滩涂五十亩以下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二）荒芜水域、滩涂五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三）荒芜水域、滩涂一百亩以上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第三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可范围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妨碍航运、行洪的，责令限期拆除养殖设施，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非法使用水域、滩涂五十亩以下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二）非法使用水域、滩涂五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的，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三）非法使用水域、滩涂一百亩以上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按照下列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用饵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或者在饲料和养殖水体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其他禁用药品、化学品，或者将原料药直接用于水产养殖的，责令立即改正，对饲喂了违禁药品和其他有害化合物的水产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没收违禁药品，养殖水域不足五十亩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养殖水域五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养殖水域一百亩以上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利用不符合养殖用水标准的水体进行养殖生产，养殖水域五十亩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养殖水域五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养殖水域一百亩以上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采捕渔业资源保护品种的幼体作养殖饵料的，内陆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海域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及时对被污染和病死的水生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一）主机功率为441千瓦（600马力）以上大型机动渔船，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二）主机功率为294千瓦（400马力）以上4403千瓦（599马力）以下中型机动渔船，处一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
（三）主机功率为147千瓦（200马力）以上2933千瓦（39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四）主机功率为441千瓦（60马力）以上1463千瓦（19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五）主机功率为147千瓦（20马力）以上434千瓦（5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六）主机功率为14千瓦（1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七）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海洋非机动渔船，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八）其他不使用渔船作业方式捕捞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第四十条 涂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一）主机功率为441千瓦（600马力）以上大型机动渔船，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二）主机功率为294千瓦（400马力）以上4403千瓦（599马力）以下中型机动渔船，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三）主机功率为147千瓦（200马力）以上2933千瓦（39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四）主机功率为441千瓦（60马力）以上1463千瓦（19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五）主机功率为147千瓦（20马力）以上434千瓦（5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六）主机功率为14千瓦（19马力）以下小型机动渔船，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七）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海洋非机动渔船，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八）其他不使用渔船作业方式捕捞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第四十二条 对正在作业的涉嫌违法渔船因风浪等条件限制不能当场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现场违法行为监督记录资料，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在渔船回港后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或者进行其他水下工程作业，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建造过鱼设施或者增殖站，或者未按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在内陆水域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在海域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炸鱼、毒鱼、电鱼、地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二）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进行捕捞；
（三）使用小于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捕捞、收购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
（四）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
第四十六条 生产、销售、安装禁用渔具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非法生产、销售、安装的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核发或者不予核发许可证、分配捕捞限额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三）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1989年9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2004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正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