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实施《应松年奖学金评选办法》的法律思考
孙俊强
内容提要 《应松年奖学金评选办法》不是法律，但西政在依据其开展本届“应送年奖学金”初步评选活动时对其做了解释。这是难得可贵的，但从法律解释的视角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发现这里蕴藏着很多法律问题。我们秉承“法之理在法之外”的理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字 应送年奖学金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 合理性 信息公开
2011年3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以下简称行政法学院）开展了第五届“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的初步申报活动。经过将《应松年奖学金评选办法》（以下简称该办法）与行政法学院对该办法的实施现状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办法虽然不是法律规范，但行政法学院在实施该办法时进行了相关解释。而这种现象又恰恰印证了 “法之理在法之外”的观点，即法律的原理或精神往往蕴藏于我们的生活周围。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的过程中折射出某些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可能对于我们深入感受和学习法律知识意义重大。实施法律离不开法律适用，而法律适用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同样，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时解释了该办法，所以，我们主要是从法律解释的视角来探讨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中所蕴涵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解释与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
对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拉伦茨曾说过，“之所以会对法律文字的精确含义一再产生怀疑，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和言说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即使较为明确的概念,仍然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此外，因为针对同一案件事实，有两个法条赋予彼此相互排斥的法效果，如此亦将产生解释的必要性。”除了由于立法技术原因导致要解释法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又无法被现有法律条款原有含义所涵摄。所以，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新问题成了法律解释的原因之一。总之，解释法律是法律有效适用的重要途径。
该办法规定了制定目的、奖学金的适用对象、该办法的实施原则、候选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评审委员会的组成程序、推荐候选人的资格和办法以及相关单位个人的异议处理等问题。我们详细研究该办法后认为，该办法所使用的术语的不确定性、原则性和抽象性导致该办法在实施中必须进行解释。例如，该办法第6条规定了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应当符合的条件，而对这些条件如何解释涉及到参加评选的候选人的切身利益。在“第五届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候选人初步评选中，相关大学并没对该办法进行相应的解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大学仅仅将该办法直接作为本校的评选依据。然而，行政法学院在评选这届候选人的活动中结合该大学实际情况对该办法进行了相关解释。
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法律适用，而法律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我们认为，该办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必须的执行的过程中进行解释，否则无法准确适用进而影响其实施效果。我们认为对该办法中所使用的不确定性术语进行解释，则涉及到法律解释的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分类：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反对解释。在前述法律解释的方法中，文义解释居于首要地位，也即，解释法律时首先要进行语义解释。“法学之终极目的，固在穷究法之目的，惟终不能离开法文字句，一旦离开法文字句，即无疑维持法律至尊严及其适用之安定性，故法律解释之第一步固系‘文义解释’，而其终也，亦不能超过其可能之文义”“故文义解释，在法解释上有其不可磨灭的一面，苟无视于法文之文理，非仅失去法之安定性而已，驯至将使法律成为有名无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文义解释的重要性而抹煞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和功能。法律解释方法彼此相互配合，共同处理法律适用过程中因法律表达的语言的开放性所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解释法律必须注意其社会性，亦即就具体事件阐释法律时，应顾及具体的妥当性，直视社会的实际需要，把握现时具有生命的社会诸事象，使不至架空，并为人所接受。”我们认为解释相关法律条款离不开对案件事实考虑，脱离了案件事实的法律解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至于该办法的实施，如果有关大学在考虑该大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该办法进行相关解释，那么该办法的预设的法律效果将会有可能实现。
二、行政法学院解释该办法是否具有合理性
该办法第1条规定“为鼓励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根据《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基金章程》，特制定本奖学金评选办法。”第6条规定“奖学金授予对象的范围为在教学科研单位正式注册的二年级与三年级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我们从前述的规定中只能推论出参加“应松年奖学金评选”的候选人应当是在教学科研单位正式注册的、优秀的行政法学专业二年级与三年级研究生，这里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但是，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时公布的内容中有这样的规定，即“该奖旨在奖励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在读优秀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以推动学术发展，促进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繁荣。”我们从这里却发现行政法学院将该办法所规定的适用对象限定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在读优秀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即行政法学专业和宪法与行政法专业、教学单位正式注册的二年级与三年级研究生和所有在读研究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差异？行政法学院在实施该办法时所做的相关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
在法律解释中首先要考虑文义解释，那么运用文义解释我们能否将行政法学解释为宪法与行政法呢？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宪法与行政法仅仅是两个部门法即宪法与行政法的合称而已，并且我们习惯上将其解释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也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测范围。行政法学是从宪法学中分化出来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由于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天然的密切联系，我们习惯上将两者合成在一起，如“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与行政法”与“宪法与行政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判断标准首先是研究对象，其次是研究方法，所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密切联系也不能否认两者作为两个不同部门法学的差异。至此，我们认为行政法学之所以独立于宪法学是因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于宪法学。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将行政法学解释为宪法与行政法是不妥当的。
城如前面所述，解释法律离不开案件事实，因此在实施该办法进行相关解释必须结合我国行政法学专业的实际情况。那么行政法学院在实施该办法将“行政法学”解释为“宪法与行政法”是否考虑了该大学行政法学的实际状况。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的学科体系中，法学（0301）作为一级学科，而宪法学与行政法（030103）作为二级学科。换句话说，在我们国家的学科体系中是没有行政法法学这个专业的，行政法学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用语。虽然，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分为两个研究方向，即宪法学方向和行政法学方向。况且，绝大多数大学，特别是政法类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没有独立设置行政法学这个二级学科，而是设立二级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纵观该办法，我们认为在制定该办法时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即“应松年奖学金”的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和获奖者应该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中行政法学研究方向的二年级与三年级研究生。所以，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在实施将该办法时将“行政法学”解释为“宪法与行政法”并没有超过该办法制定目的；即使行政法学院这种解释明显超过了“行政法学”的文义范围，但是该解释仍然在我们的合理预期，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我们认为行政法法学院如果将“行政法学”解释为“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法研究方向）”，那么这种解释会更加的科学。
如何理解行政法学院将该办法中第4条“教学单位正式注册的二年级与三年级研究生”解释为“所有在读研究生”？我们认为要弄清楚在“教学单位正式注册”的含义。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所有的研究生，包括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都要去报考院校办理入学手续，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全日制的研究生是要进行注册的，即学生的学籍信息能够在高等教育网上查询到。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的区别在于全日制教育要求学生脱离工作单位的在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段内接受系统的教育。从历届“应松年奖学金”候选人和获奖者的身份来看，该办法的适用对象应该是全日制的研究生。将该办法中的“教学单位正式注册”解释为“全日制”并没有超过其文义的范围。“在读”又是什么含义？一般认为“在读”是指“正在接受教育”，包括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教育。所以，我们认为行政法法学院将“教学单位正式注册”解释为“在读”属于扩大解释，而这种解释方法明显是超过了“教学单位正式注册”的文义范围，而且也不符合该办法所追求的目的。另外，行政法学院将“二年级和三年级研究生”解释为“所有在读研究生”是欠缺考虑的。虽然《高等教育法》第17条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实际上绝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年限为三年。重要的是该办法中的“二年级和三年级”是明确具体的，是没有必要做出任何解释的。所以，行政法学院将其解释为“所有在读研究生”是不妥当的；这种不仅违背了制定该办法的目的，而且违反了法律解释的理念。
三、行政法学院重置评选条件是否合理
该办法第6条规定“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二）学习成绩优秀，成绩在85分（含85分）以上的功课占功课总数的85％以上；（三）科研成果突出，至少有一篇以上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而行政法学院公布的内容却是这样的，即“参加‘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评选的候选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二）学习成绩优秀，成绩在85分（含85分）以上的功课占功课总数的85％以上；（三）科研成果突出，至少有一篇以上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四）主持或参与了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承担了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明显地发现行政法学院所公布的条件比该办法所规定的要求更为严格。暂且抛开探讨行政法学院这样做的意图，我们认为该办法存在以下问题需要明释：如何理解评选条件的逻辑结构；如何理解评选条件的第二项规定；评选条件的第三项规定是否合理。妥善解决好这三个问题的确利于该办法的有效实施。
首先要对评选条件的逻辑性进行分析，即从法律逻辑的视角探讨这些条件所表达的命题是联言命题还是选言命题。联言命题就是同时断定两种以上事物情况都存在的复合命题，也就是对几种事物情况的同时断定，或者说，都断定了它的各个肢命题同时为真，用公式“p且q”表示；而选言命题就是同时断定几种事物至少有一种事务情况存在的复合命题，也就是只要它断定的是几种事物情况之间存在有某种选择关系，都属于选言命题，用“公式p或q”表示。该办法第6条所规定的评选条件所形成的命题是选言命题还是联言命题。根据我国的法律标准的表达方式和该办法的第1、2条规定，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所形成的命题是联言命题，即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只有同时符合这些条件时，他们才有资格申请“应松年奖学金”。
其次，我们如何理解该条第二项规定中的“功课”的外延。“功课”顾名思义就是课程，但是该办法与行政法学院对这里的“功课”或“课程”的外延有多大均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进而影响该办法的实施效果。各个大学在国家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大学的实际情况自主制定培养方案和设置课程，因此各个大学所设置的具体课程还是有差别的。除此之外，各个大学还将研究生所学习的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而且有的大学也鼓励跨专业选课。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该办法所规定评选条件中的“功课”做出解释。第一，这里的“功课”应该是各大学对自主设立的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第二，依据常理，“应松年奖学金”应该授予学术研究优秀的人，所以这里的功课应该是参加评选的人在申请该奖学金时所学习的所有课程，而不应该仅仅是必修课或者专业课。我们如此解释，既能保证该办法在各院校准确实施，又能确保实现制定该办法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我们如何看待第三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学术性研究成果一般以书面材料为载体，最终表现为学术论文。从整体上研读，我们认为这里的“研究成果突出”的表现形式或者判断依据是公开发表一篇以上关于行政法学的学术论文。我们的问题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这个规定是否合理呢？我们知道学术论文的发表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在期刊或杂志上发表、在网络上发表和出版图书。但是依据常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公开发表”理解为在期刊上发表。而由于各种期刊良莠不齐导致主管部门对期刊进行了等级划分，这迫使我们判断一个的学术论文的首要标准是该论文发表在那种等级期刊上，其次才可能考虑学术论文的实质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效率的考虑，我们往往更愿意将学术论文被何种等级期刊刊登作为判断学术论文质量的唯一标准。我们谁业不敢保证发表在等级最高的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定是优秀的、突出的。而学术论文是能否顺利发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学术论文的质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我们不能否认学术论文发表在何种期刊上作为判断其质量的依据或者标准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判断学术论文质量的核心标准是该学术论文的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程度以及对该学科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评选条件的第三项优待进一步规范；如果该办法不能认真解决好判断学术论文质量的标准这个问题，那么从长远看，这只会导致该办法所蕴含的价值流于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时所重置的评选条件。很明显，行政法学院在实施该办法第6条时做了较严格的规定。为准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假设该办法是上位法，而行政法学院所作重置条件是下位法。《行政许可法》第16条第四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依据这两部法律所蕴含的法理，我们是否说行政法学院所作的规定违反办法第6条的规定？与该办法第6条相比，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所作的重置条件绝大部分是罗列该办法所规定的评选条件，而其真正的创新性条件是“主持或参与了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承担了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我们认为“主持或参与了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承担了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而其最终的科研成果会形成学术性论文可能发表在期刊上或者出版成图书。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所作的重置条件的第四项规定是对办法第6条第三项和其所作的重置条件第三项的解释说明而已。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所做的重置条件没有超越该办法所规定的评选条件。从逻辑结构上看，行政法学院重置的评选条件所形成的命题与该办法第6条的逻辑结构相同，也是个联言命题，即在行政法学院重置的评选条件下，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应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正如在前面所提及的，行政法学院重置条件的第四项规定是对其第三项的解释，不具有独立性。既然行政法学院重置条件所形成的命题是个联言命题，而既然其规定的第四项解释其第三项，但是又将其与第三项并列，所以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重置的评选条件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不否认行政法学院从本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而设置了具有创新意义第四项规定。但是，我们能否简单武断地认为凡是“主持或参与了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承担了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研究生一定是优秀的研究生？即使可以这样认为，那么其“主持或参与了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承担了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最终的学术性论文的质量一定优秀吗？这些假设是值得思考的。总之，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重置的评选条件的合理性成分不多见，相反画蛇添足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
四、行政法学院公布候选人名单的法理何在
该办法第12条规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确定获奖者之日起15日内，应当在网上进行公示。”第13条规定“为确保奖学金的评定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个人或单位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或申诉。”结合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我们认为该办法蕴含了信息公开的法理精神，而且对公示内容、时间和地点做了规定，同时也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但是只有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评选活动享有充分的情报资料，他们才可能提出异议，而仅仅公开获奖者的名单，这能否起到鼓励“任何个人或单位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 的效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规定了政府信息的概念，即“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第19条第二款详细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的具体内容，即“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蕴含的法理精神，我们认为评选活动的情报资料是包括该基金管理委员会在确定获奖者的过程中收集到各种申报资料和该基金管理委员做出的决定和理由，具体包括参加获奖者的推荐表、成绩单、科研成果及该基金管理委员所作的决定和理由。同时为了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就必须公布该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称、办公时间和地点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否则鼓励“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异议的效果是无法体现的。所以，我们认为，要实现该办法第12、13条规定的预期效果，该基金管理委员会应该公布这些情报资料，即这些情报资料既保障了“任何个人或单位”在获悉这些资料后能够作出判断，又能保障他们提出的异议发生该办法预期的效果。
该办法没有明确规定各推荐单位或个人在推荐候选人阶段公布参加评选人的名单。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学院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单，其有无法律依据？我们都知道，对个人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但对行政机关而言则是“法无授权皆禁止”。所以行政法学院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似乎是无权公布初步申报的候选人相关资料的。而法律规定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存在矛盾，同时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愈大，所以政府在授益行政中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进而做出行政行为。但是通过对该办法制定目的的解释，我们认为该办法蕴含了“在推荐阶段公开候选人名单”的意思。所以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公布候选人名单具有法理依据。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行政法学院开展本届“应松年奖学金”初步评选活动决定的公告但是通过浏览行政法学院公布候选人名单的公告。
经公开申报，截至2011年3月30日，共有五人提交《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推荐表》，现公示如下：
姓名 年级 专业
顾?? 2009级 宪法与行政法
石珍 2009级 宪法与行政法
孙华 2009级 宪法与行政法
杨靖文 2009级 宪法与行政法
李桂红 2009级 宪法与行政法
公示期自即日始3个工作日，即3月31日?4月2日，凡对以上五位同学申报“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有意见者，请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行政法学院反映。
接待时间：每天8:30?12:00，14:00?17:30
联系电话：023-65382055
我们认为从上面的公告中能够获取的信息包括：候选人的局部信息、公示和异议期间、异议的形式和联系电话和地址等。然而行政法学院没有公布那些对有意见者充分提出异议的情报资料，却还鼓励有异议者提意见。试问有意见者在情报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在古代，法律是治国利器而决不向被统治者公开，其理由是公布法律后，被统治者因知道法律内容而会不断争讼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而现在的社会环境不同于过去，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积极参与，故国家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活动，鼓励人民参与决策；而人民参与决策的前提是享有充分的信息，而信息的获取离不开信息公开。该办法之所以制定第12、13条是因为该基金管理委员会深知只有公众积极参与，设立“应送年奖学金”的目的才可能实现。依据该办法的制定目的和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的目的，我们认为行政法学院公开候选人名单的方式具有广大的发展空间。
五、结束语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下，由于该办法不是广义上的法律，因此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不能也不敢当作实施法律来对待。在前述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行政法学院实施该办法中所蕴藏的法律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我们在文中已讨论过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可能促进该办法更好的实施，另一方面培养我们运用法律原理观察社会生活的思维方法。我们在讨论西政实施该办法所折射的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这样的理念：法律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和法律案件中，它就隐藏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中。就望文生义而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与“立法者不是创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个道理。


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民事赔偿责任


专业： 法学
作者： 方永贵


论文摘要

本文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民事赔偿责任方式、赔偿损失范围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在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上，应完善赔偿主体，特别是配合作庄机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证券经营机构，应作为民事赔偿主体之一，这有利于在犯罪空间、技术设备等硬件上控制操纵价格行为的发生。在损失赔偿范围的确定方面，对基准日的确定，必须建立在人民法院或中国证监会对其违法行为的认定上；对基准日的技术处理层面，应将时间与成交量相互结合，才比较科学合理。

关键词：操纵行为人、公众投资者、庄家、基准日


目 录

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4
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9
三、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10
四、损失赔偿范围的确定...........................................12
五、完善我国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建议...............15


引言
中国股市让股民损失最大的，就是大户、机构投资者对证券交易价格的操纵。庄家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利用各种操盘手段，在收集筹码、拉升、洗盘、出货四阶段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并配合各种利好、利空消息，塑造人气进行出货，从而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在中国证券市场起步与发展的十来年中，作为公众投资者，在投资理念、投资方法上都极不成熟。投资股票大多跟风炒作，但最终都是在庄家精心策划的布局中股票被套，损失惨重。象中科创业案，股价被操纵时从10元持续上涨到84元，庄家资金链断裂之后，股价从84元狂跌到6元，致使广大投资者出现巨额损失；银广夏案、亿安科技案，都是在庄家的精心布局中，利用虚假财务手段、重大重组题材操纵股价，致使股民产生巨大损失。近期发生变故的科龙电器，不但公司董事长被刑拘，股价也从2004年初的最高8.28元，一路下跌到2005年7月最低价1.58元，跌幅为81%，投资者损失惨重。
之所以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我国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不健全。操纵交易价格者所受的处罚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为主，且罚款数额极低，造成作庄机构的法律风险成本极低，达不到应有的惩罚目的。在民事赔偿方面法律缺失，公众投资者即使因为庄家的价格操纵导致重大损失，也无法得到经济上的赔偿。
我国现在施行的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二百零二条对信息披露虚假陈述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操纵交易价格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规定，这是现有证券法不完善之处。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立法来看，法律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一般都设置了具体明确的民事责任。如美国证券法规定，操纵上市证券价格的，操纵者应向参加交易而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日本证券法规定，受害者在自己因操纵市场行为受损失时起1年内或从违法行为实施后的3年内，可以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香港证券法规定，如有人因受虚假市场蒙蔽而受损失，违法者有责任作出赔偿，这一规定不受违法行为是否受到成功检控而影响。
在2005年10月27日新修订的，于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第七十七条，已经增补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款，明确规定：“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说明国家立法部门对这方面的重视及其重要性。但法律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具体在操作层面还需要实施细则的规定，所以本文所阐述问题对于立法的理论细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探讨意义。

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赔偿主体
1. 赔偿主体分类
赔偿主体通常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人，在证券界通称“庄家”（以下简称操纵行为人）。
操纵行为人既包括机构投资者，也包括自然人投资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主要操纵行为人是机构投资者。
从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与现实操纵行为人主体来看，赔偿主体可分为：
（1）证券公司、证券咨询公司；
（2）证券发行人或上市公司；
（3）基金管理公司；
（4）其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机构或自然人；
（5）就机构投资者而言，董事、监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操纵行
为的，其行为代表法人的行为，应当由法人与直接责任人依据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共同赔偿主体。
2. 赔偿主体分析
（1）证券公司、证券咨询公司
这类主体作为操纵行为人具有信息灵通、专业性强，操盘水准高的特点，在整个市场违规中占有较大比重。证券公司作为代理证券买卖及自营证券买卖的专业性机构，是最直接的市场参与主体之一，有着便利的操纵条件及专业性人才。同时，证券公司因为只能依靠证券市场的自营投资或代理证券买卖获取利润，即公司的生存与发展皆依赖证券市场，故造成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颇多。象当年的万国证券操纵“327国债案”，具有“证券教父”之称的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制造了中国债市最具震撼力的“327”事件[1]。2005年5月宣告关闭的南方证券，也是中国证券二级市场叱咤风云的作庄主角。
（2）证券发行人或上市公司
这类主体作为操纵行为人，多是操纵自身股票价格，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因此具有信息准确、题材丰富等特点。但上市公司作为操纵行为人，在整个市场违规中所占比重不大，因为上市公司对证券的投资并不是它们的主业。这类主体如“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通过不断设立子公司、孙公司形式，操纵自己掌控的上市公司股票。
（3）基金管理公司
这类主体作为操纵行为人，多以价值投资理念对个股进行投资，但利用公司旗下多只基金对个股进行交叉持股，从而达到操纵股价的目的。由于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证券要求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高，每个季度对其投资组合必须进行公告，所以基金管理公司在整个市场违规中所占比重很小，这是本身的运作机制约束所致。
（4）其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机构或自然人
这类主体作为操纵行为人，多以短线投机为特点。机构投资者多是在政策面、上市公司基本面转好时入市，在市场火爆时退出，获取巨额利益。自然人投资者大多是一些中大户，由于资金实力上的限制，其操纵股价多以快进快出为主，短线获利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