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议庭改革问题之我见

刘颖


　　强化合议制的功能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目前合议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与监督，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制的功能？关键应在于破除合议制发展的桎梏，重塑合议制实施的外部环境。在合议制改革的同时，配套联动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审不判，总结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重点成了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是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做到公正的。
　　（二）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有的主审人员，只要觉得有一点不把握的案件，就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减少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法律不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二、完善错案包容制度，使制度法律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应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计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没有司法的权威性，一个国家何谈法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二）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三）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中国司法的现状看，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影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


期待官员收入申报法治化
杨涛
新华网4月22日报道，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原滁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邱德昌受贿、贪污一案，被告人邱德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７００００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现实中，有关此类贪官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贪官之所以限于肆无忌惮忌惮地腐败，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没有同步、刚性的检查和制约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官员们得到赃钱后，不会被检查和强制公开，因而减少了他们腐败行为被曝光的机率。
而在西方许多法治国家，法律对于官员的财产必须进行公开申报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被称为“阳光法案”。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赖特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年来美国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但是，《规定》出台十年来，却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这缘于《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执行中又敷衍塞责，因此《规定》基本上流于形式，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过，最近有消息报道说，政府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新京报》4月18日）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律化举措，是将官员财产申报走向法治化的表现。《规定》只是党和政府的一个文件，其权威性与作为法律的《公务员法》无法相比，因此，其影响和产生的效力不可同日而语。在法律上规定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表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法律化并不等同于法治化，如果仅仅将“两办”的现行《规定》搬上法律条文当中，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和打击腐败仍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法律化与法治仍然并不一个概念。将《规定》上升为法律，只是解决了“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通过”的形式合法性，其内容是否能体现正义和公平，其能否在实践中得以真正有效地执行，这些都是实质合法性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必须需要更加严谨地论证。法治化是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
因此，有必要重新搭起框架，重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里面要解决的有二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程序上的透明公开，让民众知情。在《规定》中，官员必须申报财产，但这些财产都只是内部填写，上交组织，因此也只是体现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级对其下级财产信息掌握有限并且经常伴有袒护的心态。如此一来，官员在申报财产时，大大仅仅是填填单子而已，并不认真把它当作一回事。而对官员财产比较了解的民众无从知晓，无从监督，也无力、无权监督。因此，新法必须在这方面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让官员填写的资料公布于众，并让民众举报渠道畅通，才能让官员真正做到如实填写。其二是要对不如实填写财产状况的官员有严厉的制裁措施。现在官员之所以敢于不如实填写自己的财产状况，其中主要一个原因便是不如实填写并不会遭致严厉的后果，如实填写和不如实填写一个样。因此，要发挥财产申报制度保证官员廉洁的作用，使其不敢从事腐败行为去得赃钱，就必须让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会受到惩处，这种不如实申报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行政、纪律处分，甚至是启动对其进行刑事调查的依据。
因而，我们期待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能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纳入其中，我们更希望这一法律中能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真正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运行。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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