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包装种子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评董某某非法经营种子案


案情简介：

董某某办理了单位名称为某某西甜瓜制种基地、经营范围为瓜菜种子、有效期为2002年1月10日至2007年1月20日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董某某领取了字号名称为某某镇新农种子经销部、经营者姓名为董某某、经营范围及方式为西甜瓜种子自繁和瓜菜种子销售、有效期为2005年4月5日至2009年4月4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某检察院指控董某某于2009年2、3月份向张某销售了价值41.25万元的品种名称为“黄金密8”和“黄金密11”的甜瓜包装种子，于2009年4、5月份向王某某销售了价值2万元的品种名称为“黄金密8”和“杂交伽师瓜”的甜瓜包装种子，于2010年扣押了董某某库存的价值18.612万元的品种名称为“华夏金密11号”和“杂交伽师瓜”的包装种子。某检察院依据上述事实和以种子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无证销售包装种子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董某某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作者认为，无论指控的上述事实是否成立，董某某都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一、允许销售包装种子和代销种子，符合我国国情。

种子是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我国的种子使用者主要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向农民销售种子的经营者，主要是散布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代销商。我国的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代销商，大多不符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条件。如果以没有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为由追究经营包装种子的经销商和代销商的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不仅将造成成千上万的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代销商入狱和停业等灾难性后果，而且还将造成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在农村甚至中小城镇买不到种子、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严重后果。

二、审理非法经营种子案，应当遵守我国从全面禁止到有限放开的种子经营许可制度。

因我国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广大种子经营者达不到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法定条件，所以《种子法》废止了《种子管理条例》规定的全部品种实行强制审定制度、全部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和全部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自《种子法》施行之日起，改为实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制度和种子经营有例外的许可制度。

《种子法》明确规定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和代销种子的，不需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公诉机关以未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销售包装种子为由起诉追究董某某等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种子经营者和代销种子的代销者的非法经营罪，违反了法律规定。

三、《种子法》不禁止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经营许可制度，不是全面禁止制度，有四种种子经营行为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一是农民出售自有种子的；二是分支机构经营种子的；三是种子经营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四是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

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对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国家规定实行放开经营，任何人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都可以销售。董某某销售的是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无论其是否办理了《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都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董某某销售法律不禁止经营的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没有违反国家规定，起诉书指控董某某犯非法经营罪，缺乏法律依据。

四、被扣押的库存包装种子，系董某某受某某公司委托代销；以此指控董某某构成非法经营罪，不符合法律规定。

《种子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种子经营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被扣押的包装种子，其包装袋上标注的种子生产商名称、种子经营许可证号、种子生产许可证号等信息，都是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证言证明董某某加工、包装、标识其种子是经其同意的，所以，被扣押的种子是董某某受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销的。董某某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销其种子，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尽管董某某和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只有口头协议，没有某某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委托，但也不应仅因委托形式上的瑕疵认定委托无效，更不应因此追究董某某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

五、董某某办理了《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种子加工、包装、标识等活动，系合法经营。

董某某办理了单位名称为某某西甜瓜制种基地、董某某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瓜菜种子、有效期至2007年1月20日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董某某在该许可证有效期内，有权以某某西甜瓜制种基地的名义从事对生产的瓜菜种子进行加工、包装、标识的种子经营活动。董某某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对黄金密8和黄金密11等甜瓜种子进行加工、包装、标识的活动，系合法经营。

董某某在《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结束后再继续销售有效期内加工、包装、标识的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检察机关以董某某在《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到期后继续销售包装种子为由起诉追究其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种子经营许可制度。

六、董某某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营业执照有效期限内从事西甜瓜种子自繁和瓜菜种子销售，系合法营业。

董某某办理了字号名称为某某镇新农种子经销部、经营者姓名为董某某、经营范围及方式为西甜瓜种子自繁和瓜菜种子销售、有效期自2005年4月5日至2009年4月4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董某某作为某某镇新农种子经销部的经营者，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在执照有限期限内的2009年2、3月份，向张某销售价值41.25万元的品种名称为“黄金密8”和“黄金密11”的甜瓜包装种子，系合法营业。

董某某在营业执照到期后的2009年5月份和2010年，继续向王某某销售甜瓜包装种子和继续库存甜瓜包装种子的行为，属于违反工商登记管理制度的“非法营业”，不属于违反种子经营许可制度的“非法经营”。“非法营业”与“非法经营”，性质不同。以董某某非法营业为由追究其非法经营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七、没有证据证明董某某实施了对生产的种子进行加工处理、包装、标识等法律禁止的种子经营行为，就不能追究其非法经营罪。

董某某于2009年向张某和王某某销售的及2010年被扣押的种子，都是“通过销售与内装物一起交付给种子使用者的不再分割的包装”种子。起诉书没有指控、公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董某某实施了对生产的种子进行加工处理、包装、标识等法律禁止的种子经营活动，追究董某某犯非法经营罪，缺乏事实根据。侦查机关仅仅围绕董某某是否实施了法律不禁止的包装种子销售活动进行调查，没有对董某某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的对生产的种子进行加工处理、包装、标识的活动进行调查，侦查方向发生了偏差。即使证明董某某销售包装种子的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也因所证明的销售包装种子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能追究董某某的刑事责任。


武合讲（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菏泽 274000）
作者联系方式：whj148@yahoo.com.cn，13605306590、15901032135
有关文引案例的报道：http://szb.northnews.cn/nmgrb/html/2011-07/29/content_849935.htm#
http://www.als.gov.cn/main/news/alashannews/1ead40c2-3e68-42d9-956e-947f755d67f6.shtml
朱奇诉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股份期权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被上诉人)：朱奇
被告(上诉人)：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96年9月11日，原告朱奇受聘为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员工。1997年，被告向员工发放《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该计划规定：被告每月从参加该计划的员工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进行储蓄；分为3年、5年期，由员工自己选择；储蓄金额折合成英镑，购买渣打银行发行的股票价格八折的股份。该行向员工出具《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储蓄到期时，员工可凭此证书行使限额预托买卖权，从被告处获得按当时渣打银行股票价格计算的股份价值增值付款。在储蓄期限未到期时，若发生伤残以及因冗员等情况而致员工离开被告，员工应于六个月内收回其存款及利息，并按当时已购得的股份行使预托买卖权。
1998年10月，原告参加了该计划，选择了3年储蓄期。被告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取人民币3400元予以储蓄；被告上级银行向原告出具《标准渣打国际股份储蓄计划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一份，载明：授予原告限额预托买卖权的日期是1998年10月9日，每股价格为334便士，每月存款250英镑，到期日为2001年11月1日，可以获得2919个股份单位。原告按月进行储蓄，至2000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以其表现不佳以及合同到期为由，向原告发出退工通知单；同时终止为原告进行储蓄，并将已存款项人民币91800元及利息退还原告。原告遂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被告的承诺，向被告致函要求按冗员情况处理，即按已储蓄的金额购得的股份数2021股获得相应的权益。被告则以合同到期终止、原告无权享有该计划为由予以拒绝。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朱奇诉称：原告依约购买了被告的股份权益，虽然约定的储蓄期限尚未到期，但其原因是被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所致，其责任不在原告。现被告借故不予给付股份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参加储蓄27个月所购2021股单位，以及2001年2月1日渣打银行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收盘价10.6英镑和当日英镑对人民币的牌价100∶1182.34计算，原告应得股份权益为人民币173478元。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拥有的股份权益人民币173478元。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在程序和主体上均存在问题。第一，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系渣打银行总行对其全球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职员，依据劳动合同关系所给予的、打折购买和保本增值的福利补贴。因此，本案的争议是劳动福利争议，依法应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签约主体和纠纷主体是原告朱奇与渣打银行，而非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并且该计划所涉的标的物是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并非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而是渣打银行总行。第三，本案中原告朱奇因工作表现不佳，被告才于双方合同到期时拒绝与原告续签合同。因此，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冗员”情况，亦不属于《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规定的储蓄未到期仍可享有股份收益权的任一情形，故原告的诉请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原告购入的股份期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买卖权，这种期权并非是一种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基于劳动关系，且只有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而原告在权利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因此，原告由于没有到期行使买卖权，而无权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
一审判决后，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可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份期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股份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被上诉人将期权错误视为股票所有权而直接主张权能，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权益，这种期权权益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尽管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机制，但是它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同时它并不给员工实际持有股票，而是参照企业股票上市价格，通过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确定给员工的到期股份权益。只有基于这种权益的含义及其特点，才能够分析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主体、程序等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因为这种期权权益必须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此其权利和义务主体只能发生在劳动关系与储蓄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案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的当事人显然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尽管《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是由被告的上级银行推出，《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也是由其出具；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实施和《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的兑现，却只能由被告进行；即劳动关系的存废由被告来决定，储蓄金由被告在原告工资中扣划，甚至最终期权权益的实现也只能由被告来操作，因为员工到期并不能实际持有被告上级银行的股票；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上级银行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因此，被告所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一方应是其上级银行不能成立。其次，由于这种期权权益同时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劳动权益。同时，这种期权权益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而且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因此它不是法定的劳动福利，也不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民商事纠纷。被告要求进行“先裁后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作为被告的员工，原告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进行储蓄，并且持有被告上级银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由此，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形成；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承诺给付原告期权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虽然，条款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显然应比照上述伤残或冗员等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尽管被告在退工时曾提到原告“表现不佳”，但由于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能采纳。至于被告所称，原告主张的股份期权是一种预托买卖权，因为没有到期行使故而不存在任何权益等等，显然与上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的条款规定相悖，不足为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体和程序合法；所主张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来源于原告的劳动、储蓄以及被告的承诺授权，而且该承诺授权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公平、诚实的履行。因此，被告应根据原告已储蓄股份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期，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即原告诉请标的。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应给付原告朱奇股份权益款项人民币17347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79元，由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上诉人认为期权不等于收益权，被上诉人不能直接收益款之说，因《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已明确了股份权益款的计算方法，也明确了被上诉人应从上诉人处获得股份期权的数额，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在其自身并无过错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上诉人按约定给付股份权益款。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主要公司法律问题是职工股份期权问题。所谓股份期权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指交易双方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交易一定数量的某种股份。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就是公司与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签订股份期权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到来后，在符合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方式向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发行股份。其发行价格通常较低，其发行价款通常是由公司支付，以作为对管理人员或职工的特殊激励。在约定的期限到来之前，管理人员或职工享有的是一种股份的期权。职工股份期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企业给予员工到期持股的机制把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实现双赢的目的。股份期权的运作过程包括授权(又称设权)、行权再到变现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未到行权期(或授权等待期未满)就不可能有期权的变现。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权期未到，当事人却要求兑现自己的期权权益。由于我国目前的民商法中尚无专门用于调整股份期权的法律规定，所以两级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采用了灵活的思维方法(类推)和适用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应该说是恰当合理的。
本案原告诉请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之处在于，这种期权建立在劳动和储蓄双重关系之上，并且是一种虚拟的股份期权(有人称之为类期权)。这种期权的特点在于，尽管它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的分配机制，但是在授权时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并以设定的价格预先购买期权单位；到期行权时，它并不给予员工实际持有股票，即员工不需要真正用保证金购买股票，而只是参照行权期内企业股票的上市价格，通过直接给付员工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兑现股份期权权益；如果没有差价，最终也就没有期权权益，员工只能收回储蓄的保证金和利息。由于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下，居民还不允许持有境外企业的股票，所以本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这种虚拟的期权计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尽管它是虚拟的期权形式，但毕竟还是一种股份期权，即股票买卖选择权；尽管这种买卖权不是被告所说的那种所有权，但是根据期权的属性，它也是一种可以用于变现或交易的权益，即行权期届满时获得变现利益，或者在行权期之前进行转让(当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在行权期之前员工因故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如工伤、亡故或退休等原因)的，权利应该得到变更(即调整期权数额并提前行权)，一般不应丧失。同时，授权人不得随意撤回自己的授权承诺；如果在行权期之前授权人(即企业方)阻却权利人行使权利，根据合同法原则，即构成违约，权利人有权向授权人要求提前行权并变现权益。因此，本案被告所称的只有储蓄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以及所谓原告在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所以原告因期权未到期而无法行使买卖权并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等等，均不能成立。
原告诉请的股份期权权益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行权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持有被告总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即设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被告亦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从原告的工资中扣划相应的金额进行储蓄。可见，原告的期权权益有其合法来源；尽管原、被告之间并未直接订立书面的期权合约，但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即被告已经借用其总行的名义为原告设立期权，原告也已通过持续的劳动和储蓄履行其义务。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行权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设权证书中的内容给付原告股份期权及其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对此并未作出规定；被告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原告可行使股份期权，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被告的这一观点表面看来不无道理。然而，法庭注意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如前所述，这些规定符合股份期权权利变更的性质。虽然“储蓄计划”中并未具体涉及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理应采用类推适用方法，比照上述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如果不按上述情况处理，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原、被告之间设定的行权条件并未成就，即原告的储蓄期未满三年，但这是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后未再与原告续签这一单方行为所致，对此，原告并无过错；如果将此原告并无过错的行为结果归由原告承担，显然不公平。虽然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原告续签本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这一权利的行使势必会损害原告在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既然无法阻止被告行使其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就只能对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内容(即行权条件)进行合理的调整，以符合公平原则。否则，如果被告先以终止劳动合同为由阻却原告达到行权条件，之后又以“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这种情况为由，拒绝原告提前行使股份期权，则不仅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有欺诈之嫌。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参照“储蓄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并依据公平、诚信原则向原告支付其应得的股份权益，即根据原告已储蓄保证金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价格，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款。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